詹宏志私房谋杀 精彩片段：
变体推理
《奇职怪业俱乐部》
The Club of Queer Trades
●切斯特顿（G·K·CHESTERTON）／著
奇职怪业俱乐部
公式形成及其逆反
“反正我绝不会相信那个人所说的话——呃，那个人，常常在畅销小说中出现的，他叫什么名字来着？——嗯，夏洛克·福尔摩斯。”（“But I never could believe in that man-what's his name，in those capital stories -Sherlock Holmes·”）这句对福尔摩斯不很恭敬的话出自本书的一位主角贝索·葛兰（Basil Grant）之口，书上描述他是一位观星者、神秘主义者、足不出阁楼者（a star-gazer，a mystic，and a man who scarcely out of his attic）；贝索本来是一位严厉能干的法官，突然发癫似地在庭上吟诗嘲讽原告被告两造，旋即辞官退隐而去，成为英国法界一桩公案。他的非理性造型与个性和福尔摩斯绝不相像，当然，怎么会相像呢？你难道没看出来，这一切不就是“刻意”要和福尔摩斯不相像吗？
虽然故事已经说过多次，但我们还是得再说一次；在原始部落民的习俗里，不也常有“说故事者”的角色？每当部落有祭典仪式，“说故事者”总要把先民起源与部落历史再度吟唱一番，全村部落民也跟着哼唱百遍，永不厌倦。我们“谋杀一族”岂不也是如此？有新作来临，大家共同吟唱，回顾民族来历，遥想先民事迹，学者说：“Tribalism is an ancient force·”（部落性是人类一大根性），指的不就是这个力量吗？话说推理小说刚刚盘古开天的时候，也就是爱伦坡（Edgar Allen Poe，1809～1849）创造神探杜宾（C· Auguste Dupin）的时候；爱伦坡创造了一种新的故事题材与叙述方式，有一个谜题（案件），有一位解谜者（神探），还有一位倾听者（也就叙述故事的人）。这个“写作公式”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大的注意，却被半个世纪后一位不得志的医生发扬光大；我们现在当然都已经（毫无悬疑地）知道，这位医生就是柯南·道尔 （Sir 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而他石破天惊的大发明（还是大模仿）就是福尔摩斯小说，一样的，这里头有一个案件，有一位思考机器神探，还有一位浑浑噩噩的倾听者兼记录者。
爱伦坡的推理小说写得不多，总共才五个短篇；别忘了他还忙着要创造惊悚小说、神怪小说、恐怖小说，和科幻小说，还有大量的诗文评论，引领风骚之余，还要做贫病交迫的传奇，更重要的，他只活了四十岁不满，我们绝不能怪他推理小说没有引起历史早五十年的风行。但柯南·道尔一出，推理小说的狂潮才来临了；那种疯狂热闹，与今天八点档的连续剧并没有两样。柯南·道尔一度把福尔摩斯弄死了，让他和犯罪天才莫里亚蒂一起葬身在瑞士的大瀑布里，消息传出，读者哗然，纷纷要求让福尔摩斯还魂归来。也许从读者的真情投入，或者说从这种群众的集体歇斯底里当中，我们才恍然大悟，有一个真正的“阅读类型”已经诞生。
福尔摩斯阅读现象刺激了所有的（夸张了一点，我指的是很多）当代同辈作家，纷纷尝试这个刚刚才显露威力的写作型式，当然也就爆发了各形各色的新侦探、新案件、以及新的倾听者如华生医师之类的角色。这当中，也许大作家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1874～1936）的持笔加入是关键性的一页。
神秘案件及其纷扰
《 奇职怪业俱乐部》（The Club of Queer Trades，1905）是切斯特顿的第一本推理小说，它的出现大约与柯南·道尔“重操旧业”的《福尔摩斯归来记》（The Return of Sherlock Holmes，1905）同时（《归来记》之前，柯南·道尔已经重写福尔摩斯办案生涯早期的长篇，但《归来记》才重回受欢迎的短篇，并正式使福尔摩斯复活，也牵强地给了理由，原来福尔摩斯那几年到西藏去了）。切斯特顿尝试写作之前显然是看到“福尔摩斯现象”，进而想一探这个文类的究竟。当时切斯特顿是英国文坛的祭酒式人物，在学院与民间均有崇高声望；他几乎什么都写，同世代的人甚至说“阳光下没有题材他没写过”，他的诗、文学评论，甚至神学论述都是当时最有份量的作品。他能注意并投入同时代的流行事物，证明了他的敏感与他的宽广包容性。切斯特顿一开始尝试推理小说是带着嘲讽意味的，但就像我们曾经介绍过的《特伦德最后一案》（Trent's Last Case，1912）一样，嘲讽者变成了礼赞者，叛逆变成了经典。《奇职怪业俱乐部》就是这样的一部怪作品，小说里头的案子不像福尔摩斯的案件那么曲折幽隐，怀藏阴谋与恶意，破案的结果不是揪出凶手，而是一场“庸人自扰”。神探不入世，案件不可怕，破案不重要，样样“刻意”与福尔摩斯不相同，你可能忍不住要说，这是推理小说吗？这是推理小说吗？这根本是推理小说的背叛或嘲笑嘛。
是的，正是如此，嘲笑推理小说的小说反成了推理小说的新养分；推理小说发展史的伟大之处，正是这种不断吸纳颠覆、包容反逆的胸襟。推理小说发展历史上如果没有切斯特顿这号淘气人物，小说的发展说不定千篇一律，早已成为乏味的重复；记得另一位写《特伦德最后一案》的艾德蒙·班特礼（Edmund C·Bentley，1875～1956）吗？他是切斯特顿的好友，两个人都是推理小说里的捣蛋鬼，但都带给推理小说有趣的作品，以及新的反省和面向。
但切斯特顿对推理小说的贡献不止于此，他从《奇职怪业俱乐部》找到写推理小说的乐趣，1911年开始，他投入写《布朗神父》系列小说，一口气写了五本，为侦探小说创造了不同于福尔摩斯式的神探（不但令人印象深刻，推理也合情入理），正式为推理小说注入新生命；1922年，他又创造了《知道太多的人》（The Man Who Knew Too Much），把推理小说带进国家阴谋的办案领域，产生了后来的“间谍小说”一支“次类型”；1929年，他的推理小说生涯已进末尾，他更为文替推理小说辩护，指出推理小说是“城市的犯罪诗篇”，给了推理小说理论上的社会地位，更最早看出推理小说和城市生活的关系。
其实切斯特顿对推理小说的最大贡献，可能是他以文学重镇的身份投入推理小说的创作，这个行动本身是对推理小说最大的肯定，也带给推理小说发展初期所需要的尊重和认同；后来众多不同背景的写作者投身推理小说，心理上相对没有压力，切斯特顿走在前面的庞大身影，应该是支持力量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