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思潮 精彩片段：
导论 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审美精神
从“文革”结束到新世纪以来的今天，中国文学从逐渐复苏、寻找自我，到吸纳域外文化，强化自我，再到融入市场，调整自我，走过了近三十年挑战与应战交互作用的壮阔历程。这三十年，从物质世界到精神世界到艺术世界，皆发生了梦幻般的巨变，用翻天覆地、沦海桑田形容并不为过。就文学而言，这三十年是不断受到来自政治——意识形态的，经济——市场化的，文化——媒体化、高科技化的影响的三十年，涌动过数不清的作品、口号、现象、思潮和论争，不但其时代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不断转换，文学舞台上的主角也在不停地变幻，它是五光十色的，又是充满曲折和起伏的。但大体趋势却是，从狭窄走向了开阔，从单一走向了多元，从本土走向了世界。
事实上，情况已复杂到很难厘清、概括和命名的程度。具体划分，这三十年就思想文化背景而言，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经历了三种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文化语境：
第一个阶段在1970年代末到整个1980年代，文学的启蒙话语与政治的拨乱反正以及思想解放运动，在相当时间保持了同步共进的关系；文学以恢复现实主义传统为中心，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萌动，找到了代言人的感觉，文学反对瞒和骗，呼唤真实地、大胆地、深入地看取生活并写出它的血和肉的“说真话”精神。1980年代中后期，西方现代哲学和文学被大量译介进来，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碰撞激荡，使现实主义的独尊地位有所动摇，出现了多元发展的新局面。
第二个阶段在1990年代，市场经济和商品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席卷而来，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态趋向物质化和实利化，思想启蒙的声音在文学中日渐衰弱和边缘，小说和诗大多走向了解构与逍遥之途，走向了世俗化的自然经验陈述和个人化的叙述。与之相伴，一个大众文化高涨的时期来到了。
第三个阶段是在2000年前后至今，一切正在展开中：全球化，高科技化，市场化，城市化，网络化成为它的重要特征，尤其是网络，被称为“第四媒体”，其无所不在的能量，大大改变了世界的时空观和人的存在状态以及思维模式，也大大地改变了文学的生产机制和传播方式。作为变动不居的人文背景，它们实际上潜在地影响并渗透到了文学的方方面面，比如题材选择的倾向，主题的演进，思潮的焦点转换，价值的取向，话语的方式，以及叙事能量等等。那么，我们还有没有可能，面对新的历史语境，站在新的立足点上，进行一些大的思考，比如：我们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路？三十年来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是什么？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互动与关联如何？三十年中国文学在文体方面的演变是怎样的轨迹？审视三十年文学的审美经验有什么样的发现与收获？等等。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掀开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按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几近常识，不证自明，难道还有不需要实践检验的真理吗？然而，这个问题之所以在中国变得那么复杂，成了一个需要费极大气力反复论证的论题，是无法离开具体的中国国情和政治文化的实际。就我的亲身经历看，当年秋天，1978年9月2日，《文艺报》在北京和平宾馆九楼集会，为《班主任》《伤痕》《神圣的使命》等一大批写伤痕的短篇小说呐喊助威，这一举动震动了全国文学界。那天，刚跨进文艺报不久的我被分配担任记录，整整一天，笔不停挥，手都记酸疼了，却浑然不觉。那时还没有便捷的录音设备。会后，由我和闫纲师兄共同整理了八千字的会议纪要，以“本报记者”名义，以《短篇小说的新气象、新突破》为题发表了。这篇报道至今被一些文学史著作作为资料引用。到了这一年的12月5号，在新侨宾馆，一个影响更大的会议召开了，那就是由《文艺报》和《文学评论》联合召开的为一大批“毒草”平反的会，涉及作品极多，从《保卫延安》《刘志丹》到《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在桥梁工地上》等等，不胜枚举。又过了十几天，12月18日至22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回顾那个年头，那些日子，作为小人物的我，也有一种溶入历史、创造历史的奇特的紧张兴奋感，好像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与历史的解冻声在一起共震。那时，百废待兴，头绪纷繁，上面顾不上文学，并没有什么具体指令，在文艺报社，有些波及全国性的会议的动议，竟是大家七嘴八舌聊出来的，当然与冯牧、孔罗荪二位主编的决断是分不开的。这个年头，对文学界来说，五四文学传统开始复苏了，作家作为人民群众代言人的身份重新得到确认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也慢慢抬头了，文学创作向着现实主义传统回归了。
三十年后的2008年，历史似乎注定了要让这一年最为艰辛悲壮同时最为扬眉吐气，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是对中华民族承受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巨大考验，世界看中国，中国看世界，中国为世界演奏了一曲无与伦比的伟大乐章。但就文学来说，一切却显得很平常，并无大事发生。我只是注意到一个细节：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正在世界范围寻觅一位作家，来领取当年的奖金与荣誉。这项殊荣最终被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获得了。对此，中国文人的心绪也许是复杂的(世界其它地区的文人大概也一样)。有人说他只是一个三流作家，也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的神秘感正在散失，还有人进而认为，整个世界都进入了去权威化，去中心化，趣味分散化的时代，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大师”已经不大可能再产生了。事实上，近些年里，中国读者都希望有中国籍的汉语写作者跻身此列，希图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影响越来越大。这也是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政治、文化长足发展所必然产生的一种力图融入世界的健康的开放的心理。如果说，三十年前我们总是习惯于站在中国本土的范围来审视自身的文学的话，那么在今天，我们已经逐渐学习站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或者说站在人类文明和世界文学的大视野下来盘点中国近三十年文学了。这种历史性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大传统就在寻觅与世界文学大传统的汇流，无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现实主义的开放化，抑或先锋文学的左冲右突，还是近年来中国作家不断在国外获奖，中国文学社团与整个世界文学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都在说明，文学的语境早已不是单纯中国化的，而是世界化的了。
在这里，我想从“思想灵魂主线”、“艺术探索精神”和“与世界文学的关联”三个方面，来看一看这三十年文学的精神和变化。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能够代表三十年文学发展状况的三个方面。
一
这三十年，中国文学有没有贯穿性的思想灵魂的主线索？或者说，有没有它的主潮？有人认为无主潮，无主题，我却认为主潮还是存在的。在我看来，寻找人，发现人，肯定人就是贯穿性的主线。这是从哲学精神上来看的。若从文学的感性形态和社会形态来看，就是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
1980年，一首《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让所有中国青年为之动容。“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说的不就是刚过去的十年浩劫吗？“红色大街”、“疯狂”都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但是，“我”心灵的钥匙丢了。这就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普遍的精神状况。诗人敏锐地道出了这种存在，并且“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这里，揭示一个时代存在的现状还不够，还需要寻找新的价值，还需要新的构建。
不独在诗歌，更在伤痕、反思、寻根小说和先锋小说里，作家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生存的深处，人性的敏感处，历史的内脏，在寻找着“人”。与之相伴随的是，关于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人性、人的权利、人的尊严被不断重新提起和研诘的时代。弗洛伊德、叔本华、尼采、弗洛姆、海德格尔、萨特、本雅明的思想被译介，它们在中国文学的殿堂里喧哗回荡。王蒙、张贤亮、莫言、贾平凹、韩少功、李锐、苏童、残雪、王小波们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将我们带入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文学世界，人性的复杂性在最低的生存中被打开，人与性的关系、人与历史的关系，以一种紧张的甚至魔幻化的形态呈现出来。
不同时期的文学，对生命根本问题的思考变异极大，比如八十年代的文学中爱情就是一个超越其本身意义的大主题，是寻找“人”和发现“人”的一个重要场合。关于爱情，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体现了不同时代的理解和表现。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在表现男女之间的爱情时，实际上是在寻找一种与传统的中国伦理不同的新伦理。这种伦理首先就是崇尚爱情本身的价值。在中国的传统伦理中，只存在婚姻，不存在爱情。从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到王安忆的《小城之恋》，铁凝的《玫瑰门》，王朔的《爱你没商量》、《过把瘾就死》，苏童的《离婚指南》，八十年代的文学经过了对性的初次探索和对爱情与婚姻的质询，进入了九十年代。从贾平凹的《废都》、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陈忠实的《白鹿原》以及陈染、林白、卫慧、棉棉等女性作家的涉性小说，我们看到，爱情已经不再是精神层面的思考，而是灵肉结合不避性爱的探讨了。性文化成为一个焦点。这个时期，各个相关作品的共性是发现、展示、探索性活动与人性的关系，将之变成一种最强烈、最集中、最尖锐的声音。
然而，必须看到，“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现实的、打着深深的民族文化烙印的人。笔者在总结新时期文学十年时曾提出新时期文学的主潮是“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认为“这股探索民族灵魂的主线索，绝非笔者的玄想，而是众多作家呼吸领受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浓厚空气，反思我们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焦灼地探求强化民族灵魂的道路的反映”。现在看来，这一归纳适用于对现当代文学的贯通。为什么不说现实主义是贯通性主线，不说人道主义是贯通性主线，不说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是贯通性主线，而说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是贯通性主线呢，乃是因为它不局限于某一种创作方法，也不是哲学理念，而是更贴近作为人学的文学，更科学、更具长远战略眼光的一种归纳。它是与一百年来中华民族追求伟大民族精神复兴的主题紧密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