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艺录》读本 精彩片段：
五、文体论 （一）论诗乐离合
焦理堂《雕菰集》①卷十四《与欧阳制美论诗书》略谓：“不能已于言，而言之又不能尽，非弦诵不能通志达情。可见不能弦诵者，即非诗。周、秦、汉、魏以来，至于少陵、香山②，体格虽殊，不乖此恉。晚唐以后，始尽其词而情不足，于是诗文相乱，而诗之本失矣。然而性情不能已者，不可遏抑而不宣，乃分而为词，谓之诗余。诗亡于宋而遁于词，词亡于元而遁于曲。譬如淮水之宅既夺于河，而淮水汇为诸湖也”云云。
按《通志》③卷四十九《乐府总序》谓：“古之诗，今之词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诵其文而说其义理可乎。奈义理之说既胜，则声歌之乐日微，章句虽存，声乐无用”；《正声序论》复申厥说。理堂宗旨实承渔仲，而议论殊悠谬。近有选词者数辈，尚力主弦乐之说，隐与渔仲、理堂见地相同。前邪后许④，未之思尔。诗、词、曲三者，始皆与乐一体。而由浑之划，初合终离。凡事率然，安容独外。文字弦歌，各擅其绝。艺之材职，既有偏至；心之思力，亦难广施。强欲并合，未能兼美，或且两伤，不克各尽其性，每致互掩所长。即使折衷共济，乃是别具新格，并非包综前美。匹似调黑白色则得灰色，以画寒炉死灰，惟此最宜；然谓灰兼黑白，粉墨可废，谁其信之。若少陵《咏韦偃画松》所谓“白摧朽骨，黑入太阴”，岂灰色所能揣侔，正须分求之于粉墨耳。诗乐分合，其理亦然。理堂遽谓不能弦诵即非诗，何其固也。程廷祚《青溪集》⑤卷二《诗论》第十五力驳郑渔仲说，以为“诗之切学者二，义理、声歌，而乐不与。徒以诗为乐之用，则诗与乐皆失其体。”虽程氏旨在申孔子“诗教”之说⑥，主以四始六义⑦，救三风十愆⑧，而其言殊可节取。曰义理，则意义是也；曰声歌，则诗自有其音节，不尽合拍入破⑨，所谓“何必丝与竹”者也，亦所谓“拗破女儿嗓”者也。参观《养一斋诗话》卷四诗乐表里条驳李西涯，又David Daiches：The Place of Meaning in Poetry一书⑩。理堂“诗亡”云云，又拾明人唾余。（26—27页）①焦理堂《雕菰集》：清焦循字理堂，晚年筑楼曰雕菰楼，因名集。集二十四卷。
②少陵：唐诗人杜甫尝居杜陵，自称杜陵布衣，少陵野老。香山：唐诗人白居易。
③《通志》：宋郑樵（字渔仲）撰，二百卷，总述历代史事，分纪传、年谱、略、列传四体。
④前邪后许：邪许见《淮南子?道应》，此谓前呼后应之举。
⑤程廷祚《青溪集》：清程廷祚，号青溪，集十二卷。
⑥孔子“诗教”：《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⑦四始六义：《毛诗序》以风、大雅、小雅、颂为四始，《史记?孔子世家》以风、大雅、小雅、颂中的第一篇为始。《诗大序》：“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后人释风、雅、颂为诗之体，赋、比、兴为诗之表现手法。
程廷祚在此主要强调诗歌的教化作用。
⑧三风十愆：三风指巫风、淫风、乱风，《尚书?伊训》指责沉于酣饮、歌舞、游畋、犯上的行为。同时指出十愆，与三风内容相同，曰：“舞、歌、货、色、游、畋、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以上都为封建道德所不容。
⑨入破：指入乐，犹繁弦急响。
⑩《养一斋诗话》：六卷，附《李杜诗话》三卷，清潘德舆撰。诗乐表里条：“诗与乐相为表里，是一是二？李西涯以诗为六艺之乐，是专于声韵求诗，而使诗与乐混者也。夫诗为乐心，而诗实非乐，若于作诗时便求乐声，则以末汩本而心不一，必至字字句句，平仄清浊，而诗化为词矣。”西涯：明李东阳号。李主张诗乐合一，潘主张诗乐分为二。
钱先生在《诗乐离合，文体递变》一节里说：“诗者，文之一体”，“先民草昧，词章未有专门。于是声歌雅颂，施之于祭祀、军旅、昏媾、宴会，以收兴观群怨之效。”
可见，诗与音乐的关系。诗的产生最初是由于音乐和舞蹈的需要，它本身没有独立的文学生命。《史记?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