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 精彩片段：
第2章 不情愿的道德主义者——阿尔贝·缪和暧昧的难堪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1952年5月写给丈夫的一封信中报告了她的巴黎之行：“昨天我见到了加缪：毫无疑问，当今法国最杰出的人，远在其他知识分子之上。”☾1☽阿伦特有理由这么说，因为这两个人有诸多相同的兴趣；不过对她，以及法国国内外许多其他观察者而言，阿尔贝·加缪属于“法兰西知识分子”。在战后头几年里，他在巴黎舆论界上下影响甚广，每周都能收到成千上万回应他的专栏文章的信。他的风度、他的关怀、他拥有的广大读者以及他在巴黎公共领域无所不在的身影，似乎凝聚了一切最典型的法兰西特性：体现文学、思想和政治介入的结合。
但是很不巧，阿伦特的断言跟法国流行的看法正相反。她写信的那一年，正是加缪的光芒开始黯淡之时。到1960年1月4日因车祸去世时，他的声誉已呈直线下跌之势，哪怕三年前刚拿了诺贝尔文学奖。该奖宣布的时候，批评家们争先恐后对获奖人盖棺定论：右翼的雅克·洛朗（Jacques Laurent）宣称，授奖给加缪的“诺贝尔奖委员会嘉奖了一个人的全部成就”，而左倾的《法兰西观察家》则认为瑞典学院可能认为它正在选出一名年轻作家（加缪去世时也不过46岁），但实际上它导致了一种“早熟后的僵化症”。人们普遍认为，加缪的黄金年代已经离他远去：他已有多年没有推出真正的重量级作品了。
说起在批评界的声誉下降，加缪本人也难辞其咎。为了赶上时代潮流，他投入到一种他极不适应且资质不足的哲学思考中去——就算掷地有声的格言警句迭出，《西绪福斯神话》（1942）仍然难称成功。而在《反叛者》（1951）中，我们将会看到，加缪虽就抒情性的革命幻想发表了一些重要洞见，但是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里论述完全一样的话题，杀伤力却要强大得多；加缪在哲学上的幼稚令他遭到了萨特尖刻的挖苦与反击，严重损害了他对左翼知识分子的信任，最终颠覆了他进入公共领域的信心。
他作为《局外人》（1942）和《鼠疫》（1947）作者的文学声誉就这样因为闯入哲学论战而不公平地受损，然而，丧失了法国主要公共知识分子、一代道德喉舌的身份，对其一生最后十年的影响至为深重。用雷蒙·阿隆的话说，他战后发表在《战斗报》上的文章给他带来了独一无二的威望；加缪的观点在抵抗运动的一代面临第四共和国的两难和遗憾之时，为他们定下了道德基调，他的许多读者“业已形成了每天通过他来思考的习惯”。到了50年代末期，他感到和自己的公共自我已经发生了分裂，这也成了加缪作品和演讲中持续焦虑的一个来源。☾2☽
早在那之前的1947年6月，他把从抵抗运动开始就担任主编的《战斗报》移交给了克劳德·布尔代（Claude Bourdet）掌管。他在笔记和文章里说，他在34岁时就已被人们寄予的厚望压得精疲力竭：“所有人都希望那个尚在求索的人已经得出了结论”。但是鉴于早些年他就接受了自己的责任——正如他在1950年时说的：“人必须有所承担”，他在1959年12月做的生平最后一次访谈中所吐露的幽怨才振聋发聩：“我不为任何人发言——为我自己都已是难上加难了。我不知道，顶多只是隐隐约约地知道，我正走向何方。”☾3☽
加缪去世后的多年里，他的名望继续走低。大多数都市法国人都不再信任他对阿尔及利亚及其社会问题的看法。至于知识分子，他们在六七十年代的兴趣已经和当年的加缪相去甚远，以至于蔑视他，懒得提他，最终把他一笔勾销。他被年轻一代激进的、日渐偏执的政治化倾向淘汰，被晚年萨特及其追随者们自我困扰的第三世界论淘汰，被学者中的“反人道主义”倾向淘汰，被文学新时尚淘汰，最重要的，被他作为作家地位的下降所淘汰。让·达尼埃尔（Jean Daniel）回顾他在20世纪60年代作为《新观察家》创始人的个人经历时回忆道，他“很快发现，人们必须在人文科学——历史、社会学、伦理学、哲学——之中寻找与文学家档次相当的人物，而年轻的时候，我可是把文学家看作‘思想大师’的”☾4☽。在巴特（Barthes）、罗伯-格里耶、列维-斯特劳斯以及福柯的世界里，加缪被甩在了后头。
并不是没有人读他：《局外人》《鼠疫》和《卡利古拉》都是大中学课程里雷打不动的读物，直到现在依然位居国外千百万学生的阅读书目之列。阿尔贝·加缪的书，在其一生及去世后一段短暂的时间内成了世界性的“经典”。但是这也被人用来反对他。70年代中期，汉娜·阿伦特本人去世的时候，阿尔贝·加缪早已不属于巴黎文化的热点和风尚，几乎就像个外国人，甚至到了今天，当他的声望正在缓慢地局部性复苏的时候，他也不知何故地不在当代知识分子关心之列。加缪身上有些地方不合时宜，甚至不那么法兰西了。当初他轻轻松松就当上后抵抗时代法兰西的代言人和化身，眼下这种状况却令人费解。究竟是怎么回事？
加缪在占领期间及之后迅速脱颖而出，部分是拜他在抵抗运动中担任地下记者的贡献所赐，这段经历为他在战后走向媒体、以《战斗报》社论享名铺平了道路。但他的文学成功还有一个副产品：同时出版于1942年的《局外人》和《西绪福斯神话》，把加缪牢牢定性为一名“存在主义者”；他与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一起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介入”哲学作家之列，这批作家主宰了战后文化和政治主流。不管这个标签对萨特意味着什么，加缪始终认为他是被误解了，1952年2月他写道：“我不是一个哲学家，我也从来没有这样自称过。”☾5☽
这话有点儿言不由衷。当然，加缪缺少正规的哲学训练，如雷蒙·阿隆后来所说，他的哲学试水之作《反叛者》是“稚嫩的”。但是40年代的“存在主义”既很哲学又很不哲学，而法国版的存在主义表面上汲取了德国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著作之精华，其实联系甚微。可以说，是他最著名的小说中的那种氛围，以及他关于《西绪福斯神话》的随笔中的论证，或者至少是一些箴言警语，导致加缪的同时代人把他看作“存在主义者”。《局外人》的主人公默尔索承载了其作者企图表现的人类状况之“荒谬性”：加缪宣称，荒谬来自“人类欲求和世界的非理性静默之间的碰撞”☾6☽。
今天，随着加缪的各种笔记，以及他晚近的遗作《第一个人》的出版，我们对他所谓的要以荒谬的观点来掌握的东西有了更好的了解。他把自己许多具体的、相当个人化的经历注入这个概念，特别是和他的母亲——一位在他贫困的阿尔及尔童年中几乎属于沉默的在场/缺席的文盲妇女——之间多艰的关系；他首先试图表达的，是与精神世界一目了然的空虚相比，自己保有的在空间和肉欲上的感受的重要性。
这样，《西绪福斯神话》里就有这么这一段话：“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象和光芒的宇宙中，人看起来是异邦的，是陌生人。他的流亡无法治愈，因为他被剥夺了一个失去的故乡或一片应许之地的记忆。这种人和生活之间的离异，演员和背景之间的离异，正是荒谬感。”我们知道，加缪认为评论家忽略了《鼠疫》和《局外人》中的阿尔及利亚背景，可以说批评家也好，崇拜者也好，都经常不是过度阐释就是忽略他的非文学作品中的信息。但是，40年代的读者却只看到《西绪福斯神话》中这些脱口而出的论断的表面意思：人是“唯一拒绝是其所是的生物”，既会“设定”他的处境又试图克服它；“存在主义革命”是在一个无重心的世界里跃起的希望，等等。
这些以及有关人之困境的含糊思考束住了加缪的手脚，他不情愿地“投身”巴黎，在1945—1950年间，作为现代处境之存在主义“荒谬”观的公共代言人呈现于世人面前。但是他从未假装明白当一名存在主义者的意义；事实上，就这个术语所意味的在形而上学辩论或政治辩论中占有某种特殊地位而言，加缪从一开始就在唱反调：“我对过于大名鼎鼎的存在主义哲学没多少兴趣，老实说，我相信它的各种结论是错的；但它们至少代表了一场伟大的智识冒险。”☾7☽
结果，作家加缪被迫趋附于法国知识分子趣味中的一次重要转向：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占据巴黎文化中心的文学和文人，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被公共哲学讨论之风所取代。来巴黎前，还在为家乡阿尔及尔的一家报纸写评论时，加缪就已经对新潮流跃跃欲试。1938年他给萨特《恶心》写的评论（其时距两人初次见面还有多年）就很说明问题：“有一类写作的错误在于相信这一点：生命是不幸的，所以生命可悲……宣告存在的荒谬性不能作为目的，它仅仅是一个起点而已。”☾8☽
至少对加缪而言，萨特式的“存在主义”的悖论在于其强调政治介入。倘若没有来自外部的责任或理由促使我们去选择，倘若说除非做出选择，否则我们的自由就是无边无际的话，为什么我们要采取这个公共立场而非那一个？从萨特的观点出发，介入知识分子的处境在最好的情况下是自相矛盾，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是自我放纵。加缪在1951年《反叛者》出版，萨特的《现代》杂志随即发表评论导致两人决裂后，对他前友人的理论做出了这一怀疑性的判断；但是他本人厌恶公开表明的政治姿态，其原因却是由来已久，且与此大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