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生命的秘密 精彩片段：
尾声 我们的基因与未来
这本小说描述的事件，在达尔文医师以及德国一些生理学作家看来，并非不可能发生。
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匿名为妻子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小说《科学怪人》（Frankenstein）所写的序文，一开头就是这么写的。这个故事在现代人心中所激发的想像，超过这位诗人写过的任何作品。《科学怪人》深刻描绘出科学揭露生命奥秘时的惊悚面，在它之后的作品或许都无法望其项背。可能也没有人这么深刻地探讨过，人类侵占这种如神般的力量后对社会所造成的后果。
早在玛丽·雪莱于1918年出版这本小说之前，赋予无生命的物体生命，以及改善生命的自然面貌，就已经引起人们无穷的想像。在希腊神话中，雕刻家皮格马利翁（Pygmalion，塞浦路斯之王）请求爱神阿佛洛狄忒（Aphrodite）把生命吹入他用象牙雕成的美女雕像中，获得应允。但是一直到启蒙运动引发科学突飞猛进时，科学家才初次明白生命的奥秘或许是在人类的能力可及范围内。事实上，雪莱在序言中提到的达尔文医师并不是我们熟知的博物学家达尔文，而是其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他利用电力让死尸的器官闪现生命力的实验，令他的朋友雪莱相当惊异。现在看来，我们知道达尔文医师对当时所谓“伽伐尼电流”（galvanism，即由化学作用产生的电）的探索颇惊世骇俗，但却转移了对主要问题的注意力：生命的奥秘一直到1953年都仍是秘密。直到DNA双螺旋体的发现和其后的遗传学革命后，我们才有理由思考人类或许有一天能掌握传统上被视为专属于神的力量。我们现在知道，生命其实就是一大串协调好的化学反应，而这个协调机制的“奥秘”是一组复杂得令人惊叹的指令，而且它们同样是以化学方式刻写在我们的DNA内的。
然而，距离完全解开DNA的运作奥秘，我们仍有一段漫长的路途要走。例如在人类意识的研究上，我们只有非常粗浅的知识，以至于如今仍有一些论点纳入了生机论的一部分观念，即使其他研究早已揭穿这些观念的谬误。不过，我们对生命的了解，以及我们操控生命的实际能力，现今皆已成为事实，难怪玛丽·雪莱会有许多后继者。艺术家跟科学家一样，都热衷于探讨新发现的遗传知识所衍生的影响。
许多这类的探讨失之肤浅，显示出探讨者根本不了解哪些在生物学上是可行或不可行的。但是其中有一个探讨引起我的注意，因为它提出了重要的问题，而且它提出问题的的方式雷霆万钧、直指人心。安德鲁·尼科尔（Andrew Niccols）在1997年推出的电影《千钧一发》（Gattaca），把想像力发挥到极限，提出社会迷恋完美基因的可能后果。这部电影描绘在未来的世界，人类分为两种，一种是拥有改良基因的统治阶层，另一种是跟今日的人类一样，基因并不完美的下层阶级。超级灵敏的DNA分析会确保最好的工作都交给拥有优秀基因的人，而那些“不完美人”则处处遭到歧视。这部片中的主角是“不完美人”文森（Vincent，伊森·霍克［Ethan Hawke］）饰），他是父母在汽车后座于激情中孕育的产物。他弟弟安东（Anton）则是后来在实验室经过适当的基因改造而成，拥有最优秀的基因。在他们俩的成长过程中，文森每次都努力想在游泳比赛中击败弟弟，但总是徒劳无功，反而一再被提醒自己是劣等人的地位。基因歧视最后迫使文森接受卑微的工作，到Gattaca公司当清洁工。
文森在Gattaca公司工作时逐渐孕育出一个不可能的梦想：到太空旅行。但是要符合到泰坦星（Titan，即土卫六）的飞行任务，他必须隐藏自己“不完美人”的身份，于是他借用拥有完美基因的杰罗姆（Jerome，裘德·洛［Jude Law］饰）的身份。杰罗姆原本是运动员，不幸在一场意外中造成残疾，他需要文森的帮忙。文森利用杰罗姆的毛发和尿液样本，混入飞行训练计划。他遇到美丽的艾琳（Irene，乌玛·瑟曼［Uma Thurman］饰）并谈起恋爱，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但是就在他即将飞向太空的一星期前，发生了不幸的事件：飞行任务的主任遭人谋杀，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一根“不完美人”的头发。文森掉的一根睫毛不仅有可能毁了他拼命想完成的梦想，也可能因为DNA证据而被无辜地卷入案情，当做谋杀犯。文森似乎注定要失败，但他设法逃过了可怕的基因搜捕网，直到Gattaca另一位主管被发现是真凶为止。这部电影的结局有喜有悲：文森飞向太空，但艾琳没有去，因为她的基因被发现有一些瑕疵，不适合执行长途太空任务。
大概没有人会希望自己的子孙生活在《千钧一发》所描绘的基因专制暴政下。不论剧情描述的一切在科技上是否有可能成真，我们仍必须正视这部电影所指出的重要问题：DNA知识是否必然会造成基因种姓制度，基因的阶级制度？一个先天就决定了优胜劣败的世界？最悲观的批评者甚至设想出更可怕的情节：未来我们会不会利用DNA来繁殖注定要当奴仆的克隆人？未来我们会不会把目标从改善弱者，转移到使强者的子孙更强上？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应不应该操控人类的基因？这些问题的答案主要取决于我们对人性的看法。
今日一般民众对操控人类基因的危险性所存有的偏执恐惧，大多是因为合理地认定人性有自私的一面。确实，自私自利是进化为了增加我们自身的生存机会而设定在我们天性里的，为了自己的生存，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牺牲他人。批评者看到了一个可怕的未来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遗传知识只被用来扩大特权阶级（最能运用遗传学来造福自己的人）与受压迫阶级（遗传学只会使其处境更加不利的人）之间的差距。但是，这样的观点只认定了人性中的某一面而已。
若说我对遗传学的知识与技术日益精进所造成的影响，看法与一般人相当不同，这是因为我认可人性的另一面。尽管我们可能有竞争的倾向，但人类也是社会性很高的物种。我们会对身处困顿的人寄予同情，就像我们快乐时会想微笑一样，这些都是内建在我们本性中的遗传成分。即使有些当代的道德理论家认为我们无私的冲动（行为动机），最终还是出于自私的考虑——对他人仁慈只是促使对方回报相同恩惠的一个条件性的行为——但有个事实依然存在：我们人类是一个独特的社会性物种。自从我们的祖先第一次合作猎杀长毛象之后，个体之间的合作就一直是人类得以成功的主要因素。鉴于这样的集体行动具有很大的进化优势，自然选择很可能让我们有希望看到他人（以及我们的社会）做得好而不是失败的欲望。
有些人即使接受改善他人命运的冲动是人类本性的说法，但对于帮助同胞的最佳方法仍有不同的意见，而这也是争论多年的社会及政治议题。目前盛行的主流意见仍是解决教养问题（亦即改善后天环境）。营养不良、缺乏关爱和未受教育的人，很难拥有充实的生活。但是，如同先前所见，教养的影响虽大，仍有其极限，这在先天极度不利的个案中最为明显。即使提供精心设计的营养和教育，罹患X染色体脆弱症的男孩仍然永远无法照顾自己。即使提供再多的额外指导，也无法让天生智力迟钝者成为班上的第一名。因此，如果我们真想改善孩童所得到的教育，公平地说，我们终究不能只局限于寻求教养上的补救方法。然而，我的疑虑在于，教育政策经常是由政客所制定的，对他们来说，“不让任何孩子落在后头”这种口号才有吸引力，因为没有人会反对它。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坚持每个孩子都有同样的学习潜力的话，一定会有孩子被落在后头。
至今我们仍不了解为什么有些孩子学得比较快，我也不知道我们何时才会了解。但是只要想到有多少在50年前还无法想像的生物学见解，在遗传学革命后成为平凡无奇的知识，这个问题就显得没有意义。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遗传学无疑具有改善个人与整体人类生命的庞大潜力，但是我们准备好接受它了吗？最直接的说法是，我们是否想运用遗传学的信息，设计出最符合儿童个别需求的学习方式？我们是否迟早会希望发明一种药，让X染色体脆弱症病童能跟其他孩子一起上学，或让天生迟钝的学习者跟得上天生快速的学习者？还有实现希望更遥远的生殖细胞基因疗法，在找到相关基因后，等未来有了能力，我们会不会想要运用它，在学习迟钝者还没出生之前，就把他们改造成快速的学习者？这可不是科幻小说。我们现在已经有能力赋予老鼠更好的记忆力，有什么理由我们不能把目标设定在对人类做相同的事上？
有人可能会猜想，如果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优生学运动的黑暗时期，我们不知会对上述这类可能性有什么样的直觉反应。像“基因增益”（genetic enhancement）这类字眼仍会让我们不寒而栗吗？现在的情况是，人们只要一听到要改善自然赋予我们的基因，就感到忧惧。在讨论我们的基因时，我们似乎陷入了哲学家所谓的“自然主义的谬误”（naturalistic fallacy），亦即假定大自然原本的意图是最好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受到感染时，会借由调高住宅里的温度和服用抗生素，谨慎地避开这种谬误，但是一提到基因增益，我们就立即升起“大自然善知”（nature knows best）的大旗。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要让人们接受基因增益的技术，最可能的途径是通过预防疾病的工作。
生殖细胞基因疗法有让人类抵抗HIV病毒残害的潜力。重组DNA的技术能让植物分子遗传学家得以培育出对马铃薯病毒有抵抗力的马铃薯，它也同样可能让人类对艾滋病产生抵抗力。但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迈进吗？有些人争论说，与其改变人的基因，不如把心力花在我们有能力医治的人身上，以及灌输大家杂乱性关系的危险性。但我发现这类卫道主义的反应，其实是很不道德的。教育是一个强大的武器，但是在这场战争中已经证明，单凭教育，绝对不足以获胜。在我撰写本书时，全球的艾滋病危机已经进入第三个十年；这种病毒实在很擅长躲开我们想控制它的意图，连最优秀的科学家都晕头转向。虽然在发达国家，艾滋病的扩散已经减缓，但是在全球的许多地区，艾滋病的定时炸弹仍滴答地响着。我为这些地区的未来感到忧心。这些地区的人民大多不富裕，也没有足够的教育能应付这种疾病。我们只希望强效的抗病毒药物或有效的HIV疫苗能很快问世，并且价格低廉，让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取用。但是以我们迄今发展疗法的记录来看，这种重大进展的可能性不是很高。遗憾的是，那些提议用生殖细胞基因改造法来对抗艾滋病的人，可能得等到对传统疗法都绝望了，甚至发生全球性的大灾难后，才有可能获得许可去放手进行研究。
目前全世界的政府都明令禁止科学家将DNA加入人类生殖细胞内，支持这些禁令的人形形色色。在一听到这种事就反射性地大加反对的民众当中，以宗教团体占大多数，他们认为变更人类种系就跟扮演上帝一样。而非宗教界的反对人士，如同先前所见，担心的是这会导致可怕的社会大转变，就像《千钧一发》所描绘的情境：人类天生的不平等被极力放大，而平等社会就此消失殆尽。尽管这种假想很适合当电影脚本，但是依我看来，它就跟遗传学能创造乌托邦世界一样是毫无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