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儒家 精彩片段：
第四章 儒家思想的世界影响
儒家思想在古代就传播到国外，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东亚许多邻国在学习中国生产技术的同时，接受了儒家思想文化，从而大大促进了本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儒家思想不仅是中国的，也是这些国家的传统思想，它们和中国一起构成“儒家文化圈”。18世纪以后，儒学由于传教士的介绍，又超出亚洲，传到西欧。法、德等国先进的思想家们，从儒学这个完全不同于基督教的思想体系中得到很大启发，儒学使他们倾倒、陶醉。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由于工业东亚的崛起，由于西方的社会、伦理问题日益严重，东西方的有识之士对儒家思想的兴趣大增，儒学研究的热潮逐步兴起。
第一节 儒学与古代东亚
这里主要介绍儒家在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传播和影响。
朝鲜北与我国东北接壤，西隔黄海与山东、江苏相望，很早便经由陆、海两路与我国交往。孔子思想至迟在汉代已经传入朝鲜，在朝鲜的三国时期(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7世纪)得到较广泛的传播，其中高句丽最早推行儒学教育，公元372年建立太学，讲授“五经”、“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百济也积极吸收儒家文化，聘请南朝梁的博士前去讲《毛诗》和《周礼》。新罗的步子迈得最大，它依唐制建立国家机构，派留学生到唐朝学习儒学，它能统一三国不是偶然的。
新罗时期(公元675—935年)和高丽时期(公元935—1392年)统治者都信仰佛教，但政治和伦理思想都是儒家的。他们提倡仁义礼智信，而特别注重孝道。行孝者得赏，不孝者受罚，从小培养敬事父母的孝心，长大移孝为忠，成为忠君尊王的良民。于是有孝子尉貂，割大腿肉做馄饨给父亲吃了治病，有忠臣洪灌在动乱中为王殉难。这两个王朝为推行儒教，设太学、开科取士、印制或进口儒书，建文庙尊孔等等，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李氏朝鲜(公元1392—1910年)取代王氏高丽之后，抛弃佛教，全力推行儒教尤其是朱子学，尊为唯一正统思想。李朝推行儒教的方式大体上与前朝相同，不过由于指导思想变为独尊儒术，所以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遗余力。李朝重科举，文武两班官员都通过考试录用，文官的生员试、进士试、文科考试要考汉文和儒学自不必说，即使武官的考试也必须加试儒学。在学校教育方面，除在首都设成均馆(下置四个学堂)外，各府县都设乡校，与此同时尚有无数私人办的书堂，全部以儒家经典为教学内容。统治者对培养忠孝节义的礼俗教育非常重视，除了印刷出版儒家经典外，还命学者编辑大量通俗读物乃至画册，解释经典，表彰忠臣孝子，以汉文、朝文出版，这些书有《孝行录》、《三纲行实》、《三纲行实图》等等，通过它们把忠孝观念灌输到千家万户，使妇孺皆知。经过长期教化，原有的尚武之风被改变，李氏朝鲜成为“崇尚信义，笃好儒术，礼让成俗，柔谨为风”(《朝鲜志·风俗》)的国家。李朝被称作“儒教王朝”，儒学在这个时期达到鼎盛。
由于儒学、朱子学的传播和濡染，朝鲜出现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理学家。高丽王朝后期，朝鲜朱子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李穑、郑梦周、郑道传等严厉批判佛教，指出它的灵魂不灭、定数轮回都是错误的，抨击它在政治、道德等方面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为在意识形态领域结束佛教的统治、确立朱子学的正统地位做出了贡献。李朝时期的理学家们把朱子学的研究推进一步。徐敬德继承张载传统，大讲气不灭和气一元论。正统派代表、具有“海东朱子”之称的李滉(退溪)坚持理一元论，以为“理为气之帅，气为理之卒”。在人性问题上，主张严格区分性情，认为四端(仁义礼智之端)是由天理发出的，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是由气发出的，应该让七情服从四端。他的学生李珥(栗谷)既不同意乃师，也不同意徐敬德，主张理气二元，二者不能分离。在性情问题上以四端虽为理发，但发出便有气(情)随之，七情虽为气发，但发出便有理来驾驭，四端七情不能分离。引发了“四七理气”的多年争论。通过这场争论，朱子学的研究更深入了，但也渐渐走向繁琐和教条化。后来，为朝鲜的振兴富强、民主科学而奋斗的各个学派都抛弃了朱子学，进步学者们吸收诸家思想，建立了朝鲜的实学、北学、东学以及开化思想、启蒙思想体系。1910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李朝，占领朝鲜，一度废止尊孔读经，后转而利用儒教奴化朝鲜人民。正统儒家学者，曾利用儒教宣传动员群众抗日复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鲜南北两方，分别实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儒家思想不再是统治思想，仅作为传统文化为人们所研究利用。
越南也是中国的近邻，自古以来就接受中国文化，儒家学说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秦始皇开始设置郡县，交趾郡在今越南北部；后来从两汉到隋唐五代，越南作为中国郡县达一千多年；儒家思想在中国行政官员倡导下，逐渐在越南生根，成为越南的传统思想文化，对越南较早结束奴隶制、建立封建社会，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东汉交趾、九真(两郡均在越南)太守锡光、任延教当地人农耕和中国嫁娶礼俗。三国时代的士燮为交州太守，政绩斐然，受越人拥戴。他接纳中原逃往交州避难的士人，带动他们向越人传播诗书礼乐知识，影响深远。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越南读书人到中原游学、为官；到了唐代，通过科举考试，在中原得功名任官职的越人就更多了。
公元939年越人吴权建立吴朝，宣布越南独立，不过越人政权仍然提倡儒学。公元1010年李公蕴建立李朝，由于认识到治国安民必须依靠儒家思想，开始抑制佛、道，专门崇儒。1225年建立的陈朝继续推行崇儒政策，具体办法是从中央到地方创办儒学学校，中央称国子监，地方称府学、州学。皇帝多次到太学听讲，皇子必须接受系统的儒学教育。陈朝完善了科举取士制度，考试科目、办法与中国大体一样，给录取者荣耀、官职及各种优待。这种做法吸引广大读书人专心于儒学，培养了有势力的儒士阶层，使儒家实力大大增长。儒家学者朱文安、黎文休、张汉超等对佛教展开激烈批判，陈朝中后期儒家取代佛教，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了统治地位。
儒学在越南的全盛时期，是后黎(公元1428—1789年)和阮朝的前期(公元1802—1884年)。黎太祖黎利上台之后，立即定律令，制礼乐，兴科举，设学校，在政治、文化、民俗等领域全面推行儒家主张。黎朝后代皇帝循此继进，崇儒之风越来越盛。崇儒的方式方法无非以上几项，但每次都做得非常彻底。皇帝不但制定崇儒法令，而且亲自执行，如到太学听讲，亲耕籍田，鼓励农桑等等。国子监和学校有严格的考核制度，奖勤罚懒，赏优汰劣，引导儒生勤奋学习。科举考试内容、方式大体与中国一致，特别之处在道德担保，公元1462年颁行《保结乡试例》，规定应试者须有父母官关于他德行的担保，才准许参加考试，一切言行不符合儒家伦理道德的不得应试。为把儒家纲常贯彻到民间，朝廷制定《教化四十七条》颁行全国，其基本内容是“为臣尽忠，为子止孝，兄弟相和睦，夫妻相爱敬，朋友止信以辅仁。父母修身以教子，师生以道相待，家长以礼立教，子弟恪敬父兄，妇人无违父子……”政府官员及儒生有义务向群众宣传《教化四十七条》，做得好的人也可以得到一定官职，对于促进儒家伦理的普及起了巨大作用。
16世纪以后，后黎王朝衰落，分裂为南阮、北郑两个政权，连年争战。1802年阮福映统一越南，建立阮朝。为了反对农民起义“以下犯上”与郑氏家族的分裂势力，阮氏家族很早便强调儒家的三纲五常和大一统观念，统一之后继续推重儒教。首先是加强从皇子到百姓的儒学教育，严格集善堂(皇子受教处)、国子监及地方学校的规章制度。对民间的伦理教化工作也抓得很紧，朝廷的《政要目录》即提出“举贤良方正，以表德行。旌孝顺节义，以明人伦。”以及对其他种种德行的表彰办法，将儒家伦理推广到穷乡僻壤。阮朝尊孔在越南历史上也达到高峰，不但大修文庙，上尊号“至圣先师”，而且皇帝亲临文庙向孔子“神位”顶礼膜拜。黎阮两朝，培养出一大批儒学大师，如黎朝的阮秉谦、潘孚先、吴士连，阮朝的郑怀德、潘清简等等，他们写了大量著作，阐释、发挥儒家思想。在民间，还流传着一些用越南喃文写的儒家伦理的通俗读物。
儒家思想在黎阮两朝达到鼎盛。1884年法国占领越南，实行殖民统治，废止汉文、喃文和科举制度，推行法文和拉丁化越文。这样儒学与汉文化的传统被割断。但是由于两千年传统的影响，许多人心向儒学，在法国占领之后仍在学习、研究它，一些大儒写出研究专著，表达抗法复越的思想。
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它也同朝鲜、越南一样，很早便输入了儒家学说，并深受其影响。关于儒学传入日本，大体有两种说法，其一是说，秦始皇时代，徐福以赴东瀛采长生不老药为名，带数百名童男童女到日本，可能随船带有儒家典籍。另一个说法则是公元285年，百济使者荐博士王仁到日本献《论语》、《千字文》。此事中日史书均有记载。当时日本正处在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阶段，有家族制度，但还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宗法等级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需要文字但还没有文字。《论语》一书从载体(汉字)到内容，都非常适合日本的需要。于是儒学就与汉字一起在日本土地上生了根。不过在王仁到日本之后的二三百年间，儒学教学仅仅在皇子和王公大臣中进行，影响尚不普及。
公元7世纪的日本列岛上，皇权与代表氏族制度的旧贵族矛盾日益尖锐。为加强皇权，圣德太子于公元604年制定17条宪法，除第二条要求笃敬佛家三宝之外，其他各条皆为儒家信条，主要是忠、信、仁、礼。“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第12条)“无忠于君，无仁于民，是大乱之本。”(第六条)“信是义本，……君臣共信，何事不成！”(第九条)“君臣有礼，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国家自治。”(第四条)646年孝德天皇在曾长期留华的对隋唐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均有深刻了解的日本大儒南渊请安等人帮助下实行“大化改新”，废除了旧贵族私有部民制，按唐朝的榜样，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使日本成为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圣德太子执政后，特别是大化改新后，日本不断向中国派遣使节——遣隋使、遣唐使，和大批留学生、学问僧，学习儒家经典，搜求儒家书籍。并在首都设大学寮，在地方设国学，推进汉文化主要是儒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