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 精彩片段:
榴弹炮弹的轨迹
榴弹炮弹的轨迹
考夫曼真诚地希望新理论的诞生不需要耗费那么长时间。
“我听到法默说,现在有点像卡诺特出现之前的热动力学阶段,我想他的话没错。我们真正期盼复杂性科学结出的正果,是宇宙间非均衡系统中型态形成的一般性法则。我们需要有合适的概念来促使这个通则的诞生。尽管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所有这些线索,比如像混沌的边缘这个线索,但我仍然觉得我们还是处于突破的边缘,我们好像正处于卡诺出现的前几年。”
确实,考夫曼显然希望新的卡诺会变成考夫曼的名字。就像法默一样,考夫曼想象的新的第二定律应该能够解释涌现的实体在混沌的边缘是如何产生最有趣的行为,适应性如何无穷无尽地将这些实体越变越复杂。但考夫曼不像法默那样因主持一个研究小组而被诸多行政事务所烦扰。他在到达桑塔费研究所的当天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对问题的研究中去了。他谈起话来就像一个急需找到答案的人,仿佛为了解开秩序和自组现象之谜所耗费的三十年的努力,已经使问题的答案变成了近在眼前却不得而获的肉体痛感。
考夫曼说:“对我来说,混沌边缘的进化这个概念,只差一步就会转为一种为了解自组和自然选择之混合而进行的艰苦努力。我感到很恼火,因为我几乎已经可以感觉到它、看到它了。我不是一个非常小心谨慎的科学家。一切都还没有结束,对许多事情我只看到了一点苗头、我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个榴弹炮弹,射穿了一堵又一堵墙,留下一片狼藉。我觉得我是在突破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力图看见榴弹炮弹轨迹的终点。”
考夫曼说,这个榴弹炮弹的轨迹始于六十年代,从他进行自动催化组和基因网络模型的研究时开始。那时他真的希望自己能够相信生命完全是通过自组而形成的,自然选择法不过是枝节因素。胚胎发育就是最好的证明。在胚胎发育的过程中,相互作用的基因将自己组织成不同的形状,相应于不同的细胞类型,相互作用的细胞又把自己组织成各种肌理和结构。“我从来都不怀疑自然选择的作用。只是对我来说,最深奥的道理一定与自组织有关。”
“但在八十年代初的某一天,我造访了约翰·梅纳德·史密斯。”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史密斯是他的老朋友,也是一位著名的生物学家。当时考夫曼因研究果蝇的胚胎发育问题而停顿了十年后又开始认真思考自组的问题。“当约翰、他的妻子希拉和我一起出门到草地上散步时,约翰说,我们离达尔文故居不远。然后他又宏论滔滔地说,那些认真相信自然选择的人差不多都是英国乡村绅士,比如像达尔文。然后他看着我微笑着说:‘那些认为自然选择与生物进化没有太大关系的人差不多都是城市犹太人!’这话使我忍俊不禁。我坐在灌木丛中大笑了起来。但他却说:‘斯图尔特,你真得好好想想自然选择的问题了。’但我却很不情愿,我希望这一切都是自发产生的。”
然而考夫曼不得不承认,梅纳德·史密斯是对的。仅仅是自组本身不能完成这一切。毕竟,突变的基因就像正常的基因一样能够轻易的自组。结果,当自组产生的是畸形果蝇,其腿长到该长胡须的地方时,就仍然需要自然选择法来完成优胜劣汰的任务。
“所以,1982年我坐下来为我的书起草大纲,”(书名为《秩序之起源》,这是考夫曼对自己三十年思考的总结,经过再三修改后最终于1992年出版。)“这本书是探讨自组和自然选择法的:你怎样将两者并容?起初我认为这两者之间必有竞争。自然选择也许想这么做,但系统的自组行为却由于局限而无法实现自然选择的这一目标。所以它们之间会相互争执不下,直到达到自然选择能够推动事物发展的某种均衡点才算完事。我的这一想象贯穿于全书前三分之二的篇幅。”更准确地说,考夫曼的这一想象或许在他的思想上占有更大的分量。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在他来到桑塔费研究所之后,开始听到混沌的边缘这个概念,他的这个观点才有了改变。
考夫曼说,混沌的边缘这个慨念最终改变了自组与自然选择法问题在他头脑中的地位。但同时,他对这一改变又百感交集。因为他从六十年代开始研究基因网络,已经在基因网络里观察到了类似相变的行为,到了1985年,他自己差不多也快要从中得出混沌的边缘这个概念了。
“很多该写的论文我都没有写出来,这就是其中的一篇。对此我一直很后悔。”考夫曼说,口气中仍带着自责。1985年夏天,当他借年假之机到巴黎做研究时,混沌的边缘这个想法就已经在他头脑中冒芽了。当时他和盖拉德·威斯波克(Gerard Weisbuch)和弗朗西斯·福戈尔曼-苏尔(Francise Fogelman-Soule)一起到耶路撒冷的海达萨医院呆了几个月。弗朗西斯是一名研究生,正在撰写关于考夫曼的基因算法的博士论文。有一天早上,考夫曼开始考虑基因网络中他称之为“冻结成分”的问题。早在1971年他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他的电灯泡比拟中,散布在网络各处相互关联的节点群似乎会呈现既非全部开亮、也非全部熄灭的状态,而且会一直处于这种状态,而网络其他地方的“电灯泡”会继续不停地点亮、熄灭。在连接稠密的网络中,灯光闪烁不停,完全是一片混乱不堪,决不会出现冻结成分。但在连接稀疏的网络中,冻结的成分就占了主导地位,这就是为什么这些系统很容易整个冻结的原因。但他想知道,处于中间状态时会出现什么情形呢?这类多多少少能够相互连接的网络似乎最接近真正的基因系统。它们处于既非完全冻结、又非完全混乱的状态……
“我记得那天早上我冲着弗朗西斯和盖拉德大叫:‘伙计们,你们看,当冻结成分冰雪消融、开始小心翼翼地相互连接,而未冻结的孤岛也跃跃欲试地向外伸延时,我们就能获得最复杂的计算!’那天上午我们对此议论甚多,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做了记录,把它排为可做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但后来我们又忙于别的事情去了。另外,那时我仍然觉得‘没人会关心这类事情’,所以再没对此投入过全副精力。”
结果考夫曼在听到所有关于混沌边缘的谈论时,产生了一种记忆错觉。他感到既后悔不迭又激动不已。他没办法不把这个概念看作己出,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朗顿在对相变、计算机计算法和生命之间的关联的认识上,比他那天早上一闪而过的幻想要深刻得多。朗顿的艰苦努力已经使这个概念趋于严谨和精确。而且,朗顿已经认识到,考夫曼尚未达到这一步。混沌的边缘远远不止是简单的介于完全有秩序的系统与完全无序的系统之间的区界。确实是朗顿与考夫曼做了几次长谈后,考夫曼最终才认识到了这一点。混沌的边缘是自我发展进入的特殊区界,在这个区界中,系统会产生出类似生命的现象和复杂的行为表现。
考夫曼说,朗顿无疑做出了第一流的重要研究。但尽管朗顿的研究已经达到了这一步,尽管他在经济学、自动催化方面的研究都有重大进展,尽管桑塔费也从事了其它的研究课题,尽管他在为撰写自组与自然选择之间紧张关系上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但我们离揭示混沌的边缘的全部含义却仍然相距几年的时间。事实上,直到 1988年夏天,混沌的边缘的全部含义才真正得以揭示。当时诺曼·派卡德从伊利诺斯路经桑塔费研究所,逗留期间召开了一个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就自己关于混沌边缘的研究做了一个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