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 精彩片段：
第一章绪论：怎样写生物学史
按照定义，一切随时间而变化的事物都有其本身的历史，例如宇宙、国家、朝代、艺术和哲学以及思想。科学也是一样，自从它由神话和早期哲学发初以来，经历了不断的历史性变化，因而科学也是历史学家的当然命题。人们为了探索对所处世界的理解而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科学的真谛就在于它正是这种持续而又永无休止的解答问题的过程。科学的历史曾先是科学所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或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历史。不仅如此，科学的历史又是构成科学的概念结构的基本原则的发展史。因为过去时代的许多重要科学争论常被引入现代科学并继续引起争论，所以，除非对这些争论的历史有所了解，否则就无法充分认识当前许多论争的意义。
和科学本身一样，成文史也需要不断地加以修订。早期作者的错误叙释很可能最终变成神话，被信以为真地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去。因此，我特别着力于尽可能多地揭露和消除选样的一些神话，同时又希望不要另外制造出一些新的神话。史书之所以需要不断修订，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在任一特定时间里它们仅仅只能反映当时的认识；它们取决于历史的写作者如何去理解当时生物学的验性和机械性色彩，而同时代的法国科学则偏向于数学化和理性化？为什么自然神学对英国科学的统治比对大陆科学的统治约长75年？有人说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是工业革命的产物，那么后者对前者的影响程度究竟如何？
尽管生物学史家不采用这种方法，但是如果他要确定新概念产生的原因，他就必须仔细研究提出新概念的科学家的文化与知识背景。对这本书来说，这一点显然很重要，因为我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探索生物学学说演变的原因，这就必须提出下列的一些问题：什么事态使得一位科学家能发现为其同时代人所忽略的新事物？为什么他能摒弃传统的说法而提出一个新的解释？他从什么地方得到启发而采取新的途径？
大多数早期的科学史，特别是专业性科学史，都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科学家撰写的，他们认为促使科学发生变化的动力，理所当然地来自科学领域本身之內（“内部”影响，内因）。随后，当科学史变得更加职业化或专门化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研究分析科学思想的发展，他们倾向于着重当时一般的知识、文化、社会背景的影响（“外界”影响，外因）。没有人想要怀疑这两种影响的存在，然而对这两种影响的相对重要性来说，特别是谈到特定的发展（例如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时就有很多分歧。
甚至有时要把内因、外因区分开来也很困难。《自然界的伟大链索》（“自然界阶梯”）”是一个哲学概念，它显然对拉马克和其它早期进化论者的概念形成具有影响。然而亚里斯多德是在对生物进行经验性观察的基础上提出这一概念的。另一方面，人们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或观念则又是无可争辩的外因之一。几百年来，基督教的神造论教条和由自然神学演绎的论据支配了生物学思想。源于柏拉图的本质论（ essentialism）则是另外一种无所不能的全能观念，对人们也具有深刻的影响。有趣的是，它之所以被达尔文摒弃，倒主要是由于动物育种学家和分类学者的观察，这也就是说，是由于外因。
外因不一定来源于宗教、哲学、文化生活或政治，它们也可以来自其它科学（就生物学而言）。科学革命之后在西方广泛流行的极端的物理主义（包括决定论和极端的还原论）严重地影响了生物学学说的建立达数百年之久。现在回过头来看，上述影响大都不利于学说的形成。另一个例子是经院哲学逻辑从西萨皮诺到林奈时期一直支配了分类学方法。上述这些以及其它许多还可以补充的例子都清楚地表明外界影响对生物学学说的建立的重要性。在以后的有关章节中，我们还要就这些影响进行详尽的分析。
外界因素以两种全然不同的方式对科学施加影响。它们或者是在一定地区、一定时间影响科学活动的整体水平；或者是影响甚至导致某种科学学说产生。分清这一点很重要，过去常把这两方面混为一谈，从而在外因与内因究竟孰为重要的问题上引起很多争论。
环境条件对科学活动水平的影响早在有了第一本科学史时就已经被人们意识到。人们一直不停地在思考为什么希腊人对科学问题那样感兴趣，为什么科学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复苏，新教对科学有哪些影响（Menton， 1938）？ 19世纪时为什么科学在德国繁荣到如此程度？重要的外因有时可以具体指出，例如（正如Merz，1896～1914曾经指出），1694年哈勒大学（德国）用德文代替拉丁文，1737年在哥廷根创建了一所大学，在这所大学中“科学”课程占有重要位置。社会事业机构的各种变化，包括皇家学会的建立，诸如战争的政治事件和苏联“地球人造卫星”的发射，以及技术工程上的需要都会对科学活动水平产生不是促进就是压抑的影响。即使如此，这些外因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或压制了特定的科学学说这个议论纷坛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疑问式历史
一百多年以前Acton爵士提醒历史学家：“研究历史而不要研究时代。”这一建议特别适用于生物学史，因为其中的科学问题长期没有解决。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很多著名论战所涉及的问题是早在亚里斯多德时代就知道的。这些争论一代又一代、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延续下来。它们是过程而不是事件，因而只能作为历史来论述才能充分理解。正如 R· G· Collingwood谈到历史时（1939：98）所指出：“它所关注的不是事件而是过程。过程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皈事态，它们只能互相转化。”这一点必须强调，特别是面对逻辑实证主义者的静止观点来说更是如此。实证主义者认为逻辑结构才是科学的真正问题：“科学的哲学在他们看来主要是对当代科学的逻辑结构和概念问题进行仔细而又详尽的分析”（ Laudan，1968）。实际上，对于绝大多数科学问题而言，研究它们的历史比研究它们的逻辑更利于理解。但是，必须注意疑问式历史并不能代替编年史，这两者是互为补充的。
科学问题的解决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疑问式历史中，主要侧重于解决问题的企图和努力的历史，例如受精作用的实质和进化的定向因素这样的一些问题。不仅要介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尝试成功的历史，也要介绍尝试失败的历史。在对待生物学中的主要争论时，要着力分析对手方面的思想体系（或信条）以及用来支持他们的对立学说的特有证据。在疑问式历史中重点是从事专业工作的科学家以及他的观念世界。他所处时代的科学问题是什么？在企图解决问题时他拥有一些什么样的观念和技术手段？他所能采用的方法是什么？在他所处的时代中有些什么流行观念指导他的研究并影响他的决断？像这一类性质的问题在疑问式历史的研究中占有主导地位。
我在本书中采用了这种疑问方式。读者应当认识这并不是一部传统的科学史。由于它专注于科学问题和概念的历史，就势必对生物学史的传记性和社会学方面有所忽略。因此它应当同一本普通的生物学史（例如Nordenskiold编，1926），《科学家传记辞典》以及可收集到的生物学有关学科的历史一起阅读使用。因为我是一位生物学家，所以我更适合写一本关于生物学的问题和思想概念的历史，而不是去写一本传记史和社会史。
疑问式历史的精髓就是问为什么。为什么自然选择学说单单就在英国发展起来，而且实际上有四次独立的发展？为什么真正的群体遗传学在俄国兴起？为什么贝特森对遗传的诠释几乎彻头彻尾都是错误的？为什么柯仑斯把精力分散在各式各样的外围问题上因而从1900年以后他对遗传学的主要进展贡献甚小？为什么摩尔根学派在那么多年里花费了很大精力去巩固已充分建立起来的关于遗传的染色体学说而没有另辟蹊径？为什么德弗里和约翰逊在正统的遗传学研究中运用他们的发现远比在进化论上得心应手？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收集和详细审查大量的资料和证据，而这样做的结果，即便有关问题最终判明无从作出结论，也必然会产生新的见解。对为什么的问题的回答虽然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程度的臆测性和主观性，然而却能迫使人们去整理研究结果，迫使人们采取符合臆测推理的方法不断审查自己的结论。“为什么”问题的合理性目前在科学研究中，特别是在进化生物学中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在历史的撰写中就更不应成为问题。在最不济的情况下，这种为什么问题所必需的详尽分析也有可能断定问题背后的假设是错误的。即使这样，也能提高我们的认识。
我在本书中自始至终对每个问题都尽可能地详加分析，并将混杂的异源学说和概念分解成个别的组成部分。并不是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认识到很多生物学概念是多么复杂——实际上也就是说生物学作为一个整体，其结构是多么复杂。因此，有一些陈述极其混乱的生物学史就是由于作者不懂得生物学分为功能原因和进化原因这两类生物学的结果。同样的道理，关于“达尔文的进化学说”如果有人笼统地去写它，而不将渐进进化、共同起源、种的形成以及自然选择机制等学说分隔开，就表明他是不能胜任这一写作任务的。生物学中的大多数重要学说，当最初被提出来时就是这样的混合体。除非将它们的各个组成部分分开并单个地加以研究，就无从认识它们的历史和影响。有的时候它们分别属于非常不同的观念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