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调查 精彩片段：
第六章 现代化之祸？
听说我要去深圳，《南方周末人物周刊》记者黄广明介绍我找一个人：“你要去深圳，你就去找祝强，他创办了一个农民工维权组织，帮助那些工伤致残的农民工打官司索赔。”
通过手机，我和祝强约好了在深圳龙岗区的龙城广场见面。
那天很热，诺大的广场，没遮没挡的，烈日当头，把先到广场的我晒得两眼直冒金星。十分钟后，祝强到了，骑着自行车，一只手掌把，汗水把他穿的长袖衬衫浸湿一大片。
“我的办公室就在附近。”他没有下车，只是向着他的办公室的方向把头一偏，仍然一只手掌把，慢速骑着自行车先行。我只好紧紧地跟随着他的后车轮。
此时我才发现，他衬衫的右袖是空的。他没有右手。
我没想到：维权组织的创办人，自己也是工伤致残者。
祝强今年25岁，他与另外一位残疾工友合办的农民工维权组织“深圳志强信息咨询部”，就位于龙城广场附近一片杂乱的建筑物之中。他一只手把自行车搬上楼，一只手打开楼层防盗门和办公室大门的铁锁，一只手为我倒上一杯洁净水，一只手掏出打火机、点上烟，然后默默地端详着我。
我曾经提议帮助他搬车、开锁、点烟，但都被他礼貌地拒绝了。祝强的办公室很大，但没有办公桌，仅有几把椅子、一座洁净水机，就像一间废弃的空旷教室，说话都有回音。办公室的一面墙上，贴着六、七篇农民工的文字和图画习作。其中一篇字写得七扭八歪的习作，看来是一位刚到深圳打工的农村女孩写下的首日进城印象，文字稚嫩、朴拙，但字里行间透出的那种对故乡的留恋、对城市的惶惑、对未来的迷惘，颇为感人。
“我能把这篇习作抄下来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不能，”祝强直截了当地说，“未经作者本人同意，我不能把我们会员的作品提供给你。”
“不过，”似乎意识到了我的尴尬，他又缓和了一下口气，“关于我的情况，你愿意问什么就问什么。”
然而，祝强对自己失去右手的遭遇，却轻描淡写，谈得很少。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他谈得最多却是珠三角农民工的遭遇、中国作为“世界加工车间”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边缘人身份等等“抽象问题”。
祝强来自四川南充农村。18岁时，他因为家贫，放弃了参加当年高考的机会，只身来到深圳，希望通过打工筹措未来上大学的学费。他来到深圳一家塑料制品厂打工，但工作不到两个星期，就在一次工伤事故中失去了右手。他打了三年官司，索赔30万，最后只拿到4万多，刨掉打官司所支付的各种费用，最后所剩无几。
不过，三年的打官司经历，也使祝强成为半个法律专家。他还了解到，在珠江三角洲，像他这样因工伤致残的农民工还有许多，于是，他萌生了一个想法：创办一个农民工维权组织，为同命运的工友们提供法律咨询和维权服务。四年来，祝强的工作得到了中国国内一些机构的帮助，工作间隙，他还接受了各大学和其它NGO组织的培训，自己也通过了法律专业的大专自学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