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 精彩片段：
第三十章 毛泽东派专机送章士钊去香港促进国共和谈，轰动了香港
毛泽东派专机送章士钊去香港促进国共和谈，成为一个向台湾发出的强大和谈信号，轰动了香港。
（北京—香港，1973年5—7月）
在那场“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大陆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已经少得可怜。世界上人们对于中国关起门来搞“文化大革命”惶惑不解。人们看到的几乎都是席卷一切的红色暴力与无所不在的激烈斗争。“文化大革命”被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被当作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所有的国民党，无论是在大陆的“民革”或是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反动派，都被当作牛鬼蛇神，属于扫荡打倒之列。就是中共内部的几个领袖人物，也被当作国民党在中共党内的代表人物而被打倒。当时，已经很难听到关于国共两党和谈或是和平统一祖国的口号了。
那时候，港澳地区对于“文革”动乱的影响特别敏感。在一九七三年五月中旬的一天，一架中国民航的专机从北京飞来，简直是破天荒似的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那时候，在香港有台湾的班机通航，而中国民航尚未开航。这架中国民航专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架在香港降落的中国大陆飞机。这架中国政府派来的专机搭乘的不是中共要员，而是前国共和谈中作为国民党政府代表的章士钊先生一家人。这件事本身，就成了一个向台湾发出的强大的和谈信号，轰动了香港！章士钊虽说是来“探亲”，探望他在港的第三夫人殷德贞，但在他到达香港的头几天，香港及澳门的中、英文报纸都以极大的篇幅报道了章士钊到港的消息，并且作了种种猜测，绝大部分报刊都评论说章行严（章士钊字行严）此行必带有同台湾和谈使命。
章士钊先生已达九十二岁高龄，他是在专门的医生护士及亲属陪同下，乘着轮椅被人抬下飞机舷梯的。中国古话说“九十不出门”，章老先生绝非权为探视小夫人而来，报界的猜度并没有错，他是肩负着促进国共和谈的使命而来的。
章士钊先生是中国近代、现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他活了九十二岁，一生经历极为丰富；他是一个跨越了满清、民国与新中国三个时代的历史人物，在思想、政治上走过曲折复杂的道路。他在武昌求学时，与黄兴同住一室，成为莫逆之交。他在南京的学堂里成为反清学潮的“魁首”。他加入过蔡元培、章太炎的爱国学社，与邹容是同窗好友。他还策划过刺杀路经上海的广西巡抚王之春的暗杀行动，并为此坐过大牢。他曾经编译日本人宫崎寅藏所著介绍孙中山革命事迹的书《三十三年之梦》。在编译这书时，因一时笔误，将孙先生的真名“孙文”与假名“中山樵”的两个字连缀成文，写做“孙中山”。后来该书出版，这个名字也随着传开，久而久之，竟成了孙先生的正式名字。孙中山的名字是章士钊起的，这真是一则有趣的革命轶事。
章士钊经杨度介绍，在东京结识了孙中山，常在一起共议天下大事，十分投机。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以为章士钊必是该会的积极成员，没料到他竟不愿入会。他提倡苦读救国，一生坚持做无党派人士。他的结义兄弟章太炎苦劝其入会，他也不为所动。章太炎知道章士钊对同盟会员吴弱男女士甚为倾慕，乃生出一计，请吴弱男出面动员章士钊入会。不料久久没有结果，吴弱男却通过此番接触成了章士钊的情侣，后来他俩在英国结了婚。据说，孙中山后来谈及此事时，开玩笑地说：“同盟会与章行严的关系，真乃‘赔了夫人又折兵’。”
章士钊赞成过资产阶级代议制，又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他接近过袁世凯，又参加了反袁、讨袁斗争。后来他投靠段祺瑞，推行复古倒退政策，但又设法营救过共产党领袖李大钊。他还曾经出庭为陈独秀辩护，其数千言辩护词，使举座为之震惊，并轰动一时，被上海的大学选为法学系教材。他当过北洋军阀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也当过新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抗战期间，他坚持民族气节，日伪劝诱他加入汪伪政府，遭他严词拒绝。此后，日伪政权对他进行威胁，他乃秘密从上海出走，避难香港，而后来到重庆。他在重庆结识的抗战夫人殷德贞，就是他的第三夫人，亦是他在九十二岁高龄来香港探视的夫人。
章士钊作为学者在学术上的成就是举世共知的。他特别是对逻辑学和柳文的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一生从事写作，年既老而不衰，著作极丰，据初步统计，专著二十余部，论文数百篇，诗词近五千首，可谓一大家，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他在北京大学讲授逻辑学，曾轰动一时；据参加旁听的高承元回忆说：“盖海内自有讲学以来，未有之盛也。翌日乃易大教室，可容四五百人，拥挤如故。”
他十三那年，买到湖南永州刻的《柳宗元文集》，从此开始攻读柳文，前后六七十年。一九五九年九月，他应中国人民大学之邀请，到校主讲《柳宗元文选》；这次所编之讲义，即为后来《柳文指要》一书的底稿。晚年，他几乎将自己全部精力投入修改这部《柳文指要》。上下两部将近一百万字的书，在也喜欢柳文的毛泽东关心下，终于在一九七一年出版。一九七二年春，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周恩来总理特别向尼克松介绍了章士钊的《柳文指要》，并赠送一套，作为纪念。
以章士钊如此独特与丰富的资历，作为促进国共两党和谈的代表，是最适合不过的。
章士钊在一九四九年的国共北平和谈中，已经当过代表。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在内外交困中被迫宣布下野，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李宗仁上任后想与中共和谈，找谁从中斡旋呢？想来想去，觉得章士钊是最佳人选。于是，李宗仁委派邵力子到上海请章士钊出面。当邵力子说明来意后，好管“闲事”的章士钊极力表示赞成，并愿为此效力。代表团原定二月八日飞北平，因中共通过新华社广播宣布，拒绝代表团中美国人的走卒甘介侯赴北平，致使代表团未能成行。消息传到南京，李宗仁十分紧张，深怕自己上台后与中共的和谈之门打不开；于是，李宗仁于二月八日亲自赶到上海找章士钊等人，商量解决办法。最后决定以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为代表，邵力子以个人资格前往。在征得北平军管会同意后，二月十三日他们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名义飞赴北平。二十二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石家庄接见了他们。毛泽东接见章士钊时，章向毛泽东陈述了李宗仁的愿望。其他代表也分别受到接见。和平之门是打开了，他们带着毛泽东写给李宗仁的信，于二十四日离开北平。同年四月一日，解放军渡江前夕，章士钊又作为代表参加了国民党政府代表团飞抵北平。经过多次谈判，双方代表在北平达成国内和平协议。后来因为国民党方面拒绝签字，致使和谈破裂。章士钊至此，对国民党已完全失望，决定不回南京，先去香港。这年五月，他同邵力子联名写信给代总统李宗仁。信中说，中共让步不能算少，而国民党中两派不愿和平，八项诺言说过又不算数。他和邵力子以亲身经历说明中共对和谈是有诚意的。这封信由另一个和谈代表刘斐带到广州，亲手交给李宗仁，促使李宗仁、白崇禧认清人心所向，争取和平解放广西。无奈李宗仁受制于握兵权的白崇禧，未能幡然悔悟，接受劝告。这年六月，他还写信给湖南省主席程潜，劝他起义，和平解放家乡湖南。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继续做促进国共和谈的工作。一九五六年春，中共写了一封关于国共合作的信，由章士钊带去香港交有关人员转蒋介石，促成了蒋介石派宋宜山回大陆参观访问与谈判接触。一九六二年、一九六四年，他又两次赴香港，拜访来港、在港故旧，为国共合作做了大量工作，可惜“文化大革命”把它中断了！
这次章士钊年过九十还不辞辛劳来港，是想在中断了八年之后，在大陆与台湾之间又将架设起新的和平的桥梁。他女儿章含之女士在谈起父亲最后的香港之行时，曾说：“到了最终那几年，父亲常常谈到他见不到国共和谈、祖国统一是他一大遗憾。我感到他一生最后一个愿望是台湾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