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为了讲述 精彩片段：
八
《观察家报》社长吉列尔莫·卡诺听说我在阿尔瓦罗·穆蒂斯的办公室，也就是他办公室楼上四层——报社刚搬来，离原址五个街区——便打电话给我。我前一天到的，打算跟穆蒂斯的朋友们共进午餐，但吉列尔莫非要我先下楼打个招呼。我去了。先是首都式的热情拥抱，再聊两句当日新闻，之后我就被他一把从编辑部同事身边拉开。“听着，加夫列尔，”他说得天真无邪，让人不得不信，“还缺一篇社论，帮个忙，写一篇？”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比画出半杯水的高度：
“这么长。”
我比他更顽皮，问他坐哪儿。他指了指一张空桌子，那儿摆着一台老式打字机。我二话不说，先坐下，想好素材。就这样，我用同一套桌椅、同一台打字机工作了十八个月。
几分钟后，从隔壁办公室走出副社长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他聚精会神地盯着一沓纸，看见我时，吓了一跳。
“老兄！堂加博！”他几乎叫了起来，用的是他在巴兰基亚给我起的名字，加比托的简称。原本只有他这么叫，这回在编辑部传开了，连铅字文章的署名也变成了“加博”。
吉列尔莫·卡诺让我写的社论是何主题我不记得了，但《观察家报》的主导风格我在上国立大学时就了然于胸，特别是社论版面享有盛誉的版块“日复一日”。我决定拿出路易萨·圣地亚加面对困境的恶魔时的那种冷静，尽量模仿其风格。我半小时写完，用笔修改了几处，然后交稿。吉列尔莫·卡诺从近视眼镜的上框投下目光，站着读完。那份专注似乎不仅属于他，也属于他那些白发苍苍的祖辈：堂菲德尔·卡诺一八八七年创建报社；儿子堂路易斯接手；堂路易斯的弟弟堂加夫列尔稳扎稳打；不久前，二十三岁的孙子吉列尔莫执掌大局，引领发展成熟的报社继续打拼。正如先辈们会做的那样，他对文章稍作改动，然后活学活用地叫出我的新名字。
“很好，加博。”
回来当晚，我发觉波哥大已不再是我记忆中的模样。像这个国家许多重大灾难一样，四月九日事件造成的遗忘淹没了它所创造的历史。百年公园内的格拉纳达酒店被推倒，簇新的哥伦比亚银行在其原址上拔地而起。当年的那些老街似乎不属于任何人，而属于一辆辆闪亮的有轨电车；当年的凶案拐角在火烧出的若干片空地中间不再醒目。“如今看上去真的像一座大城市了。”同行的人惊叹道，那句老话刺痛了我的心：
“我们不得不感谢四月九日事件。”
阿尔瓦罗·穆蒂斯将我安置在一家无名膳宿公寓，我在那儿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光。客栈位于国家公园旁，不幸地被粉饰一新。入住当晚，我就忍不住羡慕尽享鱼水之欢、整晚甜蜜战斗的邻屋。次日，他们出门时，我不禁愕然：干瘦的女孩穿着公立孤儿院的衣服，两米高的老先生满头银发，能当她爷爷。我以为我弄错了，可他们夜夜如此，拼命叫唤，天亮方休。
我的那篇社论被刊登在《观察家报》社论版的显著位置。我逛了一上午服装店，穆蒂斯用胡编乱造的英国腔大声逗店员开心，强迫我买了几件衣服之后，我们和贡萨洛·马利亚里诺以及其他受邀的年轻作家一块儿吃午饭，穆蒂斯想介绍我进波哥大文学社交圈。三天后，我才又跟吉列尔莫·卡诺说上话，他打电话到穆蒂斯的办公室。
“加博，您怎么回事儿？”他虚张声势，摆出社长的派头，“为了等您的文章，昨天我们连付印时间都推迟了。”
我下楼到编辑部找他谈。我至今没想明白，接下来的一个多星期，在没人跟我谈工作和薪酬的情况下，我是如何继续在每个下午写不署名的社论的。记者们休息聊天时，当我是自己人，而我的确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只是没想到会是那样亲密无间。
“日复一日”版块的文章从不署名，通常由吉列尔莫·卡诺的政论打头阵。按高层订立的规矩，之后是贡萨洛·冈萨雷斯的自命题文章。他还负责报纸最具智慧、最受欢迎的“问与答”专栏，解答读者疑问，署名Gog，不是借鉴自乔瓦尼·帕皮尼☾1☽，而是他自己姓名的缩写。接下来是我的社论，在极罕见的情形下，爱德华多·萨拉梅亚也会提笔撰写这一版块。而他的每日专栏“城市与世界”位于社论版的最佳位置，署名“尤利西斯”。他总是强调，这个笔名不是来自荷马，而是来自詹姆斯·乔伊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