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民回忆录 精彩片段：
第十三章 抗美援朝七年
志愿军的“秘密武器”
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经过五次战役，把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军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以南。当时，美国的一些统帅、将军和军事家们百思不得其解：志愿军一无空军、海军，二无重炮，坦克、火炮也很少，为什么美军的一辆辆坦克被炸毁，一颗颗地雷失了灵，一道道铁丝网、一座座碉堡飞上了天真是不可思议。因此，他们中间就有人断定，志愿军一定有什么秘密武器！
是的，志愿军确实有“秘密武器”，这就是它坚强的政治工作。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37页）。“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78页）志愿军正是继承和发扬了红军的优良传统，掌握了坚强的政治工作这个“秘密武器”，培养锻炼出成千上万具有高度政治觉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汉，才能战胜武装到了牙齿的敌人，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我在抗美援朝斗争中，对志愿军的政治工作问题有了一些切身的体会：
我体会最深刻的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特别是在出国作战、远离中央的情况下，更应把党的领导看成军队不可动摇的最根本的原则。因为只有在党的直接领导之下，我军才能在政治上、军事上坚持正确的方向，才能真正成为完成革命任务的工具。各级党委必须坚持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一传统的领导制度，一切重大问题都经过集体讨论，求得统一认识，然后按分工分头贯彻执行。在环境艰苦、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仍然要坚持定期向上级直至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请示、报告工作。党委应非常重视一班人的团结，真正做到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成为整个部队团结的核心。我先后与邓华、杨得志、杨勇等军事指挥员共事，大家都能同舟共济，互相支持，密切配合，亲密无间，从而带动机关各部门的工作形成一盘棋，大大提高了领导指挥的效能和威信。当时，曾刮起一股教条主义的歪风，迷信苏联，全盘照搬苏军的经验，要削弱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否定我军的光荣传统，好象不如此我军就不能对付现代化战争。当时我和志愿军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对这股歪风进行了抵制，因而那些教条主义的规定和措施没有在志愿军部队中执行。我还通过各种会议，并写了不少文章，一再宣传志愿军以自己的实际经验证明：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才使我们取得了抗美援朝这场现代化战争的胜利。
我人民军队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志愿军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创造性地运用到抗美援朝战争中去，以坚强的政治工作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激励部队，开展广泛、深入的杀敌立功运动，使部队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有力地保证战斗和其它各项任务的完成。
我们十分重视在政治工作中运用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使下情上达，上情下达。我还经常亲自带领或督促机关派人到基层连队调查研究，掌握部队的思想动向，及时发现和解决各种不良倾向。我们经常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有民主作风，善于倾听各方面的意见，集思广益，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同时还经常强调发扬我军三大民主，一切工作贯彻群众路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我们有许许多多成功的战例，都说明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所取得的显著成果。
我们曾经提出过“政治工作来自祖国人民”的口号，积极倡导开展“与祖国人民来来往往”的活动，这就是我们在政治工作中运用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一个成功例证。当时党中央、毛主席对志愿军十分关怀，三次派“赴朝慰问团”慰问志愿军，多次邀请志愿军派“归国代表团”和“观礼代表团”回国参观访问，报告英模事迹。我们就要求各级领导和政治机关，利用这个机会很好地组织迎送和宣传，请祖国亲人向指战员报告祖国建设的新成就，请志愿军归国代表报告中央领导同志和祖国人民关心、热爱志愿军的盛况以及祖国建设的新成就。同时，通过祖国人民大量的慰问信、慰问品和军人家属的来信，了解祖国特别是家乡的新面貌。有的单位还挑选有教育意义的信件，在墙报、黑板报上公布，并组织英模、功臣和战士给祖国亲人回信（其中有许多是少先队员、青年团员和青少年），使更多的人受到教育。许多战士听了英模代表报告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观礼，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他们的盛况后激动得彻夜未眠，主动提出“争取立功、当英雄，到北京见毛主席！”许多战士还以此作为挑应战的重要内容。家属来信对指战员也是很大的鼓舞和鞭策，有一个战士接到母亲来信说：“咱家土改翻了身，现在什么都不缺，只缺你一张立功大喜报。”在战斗动员大会上，这个战士拿了这封家信上台表决心，并与战友们挑战，结果真的立了功，遂了心愿。我听了这些情况汇报后激动地对报社的同志说：“这就是来自祖国的政治工作。”要求报社的同志多采访报道这样的事例。祖国人民与“最可爱的人”——志愿军成千上万封书信来往不绝，通过这种来来往往，互相激励，确实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调动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就必须关心他们的疾苦，千方百计地帮助部队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并且把它作为巩固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我调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改善部队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当时部队在阴冷潮湿的坑道里坚持防御作战，坑道里缺少阳光和新鲜空气，伙食不好，生活枯燥，战士的体质下降，疾病流行。我根据到职前甘泗淇副政委和原政治部杜平主任主持召开的志愿军政工会议的精神，本着面向连队、面向坑道的原则，与后勤机关密切协同，加强前沿的供应工作，迅速改善了部队的物质生活。为了改善部队的精神生活，刚入朝时，我便把十九兵团文工团七位女演员和乐队的一些同志留在平壤，送他们到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学习朝鲜歌舞和民间音乐近半年时间，学成返文工团后排练朝鲜歌舞、音乐节目，为部队和朝鲜群众演出。我们通过加强文工团、队的建设，培养了一大批文化工作骨干，组织他们深入到坑道演出，帮助连队开展俱乐部工作，培养连队的文艺骨干，活跃连队文化生活。当时曾出现过用炮弹壳制作的打击乐器和用美国空罐头盒，朝鲜的木料，中国的马尾自制的“三结合”胡琴等连队文娱活动的趣闻，所以，我还利用回国开会之便，亲自找文化部门联系文娱器材和图书的供应问题，使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更加丰富多采。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改善，改变了阵地的面貌，从物质上、精神上巩固了部队持久作战的思想。战士们对阵地有了深厚的感情，把它称之为“阵地之家”。
我很重视发挥报纸的作用，把它作为政治工作的有力工具。在十九兵团工作时，就经常通过《抗美前线》半月刊指导工作，交流经验。调志愿军总部工作后，除了继续领导办好《志愿军报》外，我考虑到志愿军总部过去用电报对下指导工作、交流经验，好处是快速、及时，但因密码的保密性强，接触面太窄，不能与广大干部见面，而且电文要求十分简短，不可能写得太细，所以，建议创办一个《志愿军政治工作》的内部刊物，直接与团以上干部见面。稿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发表志愿军首长和领导机关的指示，这些指示无非也是集中群众中正确的意见予以加工的产物。我认为，政治工作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在一两个单位首先突破，领导干部和机关的责任是发现它，抓住它，通过刊物介绍，借以推动全盘。我的建议经党委研究同意，并决定，办这个刊物一不增加编制，二不增加人员，而由政治部秘书科的研究工作班子几个人来办。在政治部的直接领导和姚旭等办报同志的努力下，《志愿军政治工作》办得很好，它及时传达志愿军党委、首长的指示，总结交流各部队的政治工作经验。例如，在一九五三年夏季进攻战役中，我请刊物的负责人姚旭及时帮助三个军分别总结敌前潜伏、打敌坑道、纵深穿插的政治工作经验，使发动群众“提困难，想办法”发扬军事民主的活动在全军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保证战役战斗的胜利。
我深刻理解革命文艺对发扬革命英雄主义、激励斗志的重大作用，参加“赴朝慰问团”或到志愿军体验战地生活的作家巴金、魏巍、胡可等一些同志到朝鲜前线后，我都热情地接待，并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向他们介绍情况，帮助他们深入连队采访和体验生活，并组织部队阅读他们的作品。我特别向部队推荐巴金的报告文学集《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和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推荐魏巍的报告文学集《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作品；亲自参加研究和组织排演胡可编写的反映志愿军战斗生活的剧本《为祖国争光》。
朝鲜停战后，根据总政治部的指示，为了真实地记录志愿军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历史，宣扬志愿军指战员们在战争期间所表现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精神，志愿军政治部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决定组织编写《志愿军英雄传》和《志愿军一日》两部书，并以“志愿军一日”为题，向广大指战员提出了征文号召。《志愿军英雄传》主要是组织作家和部队的记者、文艺工作者采写，而《志愿军一日》的编写工作则采取群众路线的创作方法，发动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广大指战员人人动手来写。我对这次大规模征丈十分重视，亲自抓组织领导工作，要求各部队党委、政治机关将征文工作列入议事日程，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亲自抓，团以上各级政治机关成立征文小组和办公室，具体组织指导征文工作，并在普遍征文的基础上，帮助重点稿件的写作和修改，层层审稿、选稿上送到《志愿军一日》编辑部。全军广大指战员以实际行动响应志愿军政治部的征文号召，在一九五四年形成一个广泛而深入的群众性创作热潮，而且这一热潮很快地扩展到全国所有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部队中去，前后不到两年就胜利地完成组稿任务。
这两部书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十月先后出版，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和朝鲜劳动党、政府以及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给了志愿军以极大的帮助。虽然他们在美帝国主义烧杀抢掠之下，遭受了深重的灾难和巨大的损失，但仍以全力帮助志愿军作战。
我们十九兵团刚入朝的第二天早上，火车司机因要防空，把列车车厢分段隐蔽在山洞里，到了傍晚，火车头开过来准备把载兵团机关的四节车厢再挂上，不料车头一撞击，挂钩尚未挂上，我们四节车厢因被撞震动一下，车厢便顺路轨往下滑动，由于没有车头控制，车厢在惯性作用下，顺着下坡路越滑越快。我令人拉紧制闸也无济于事，车厢象脱缰的野马向前狂奔，随时都有脱轨颠覆的危险。当无头车厢狂奔十多分钟，驶近定州车站时，突然发现车站的轨道上迎面停放着一辆货车，无头车厢一旦与货车相撞，必定是车毁人亡！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车站上一位十三四岁的小扳道工急中生智，迅速冲出车站扳开了道岔，使无头车厢减慢速度，缓缓地拐到另一道铁轨停下，抢救了我们这四节车厢内全体机关工作人员的生命。杨得志、郑维山和我急忙下车向小扳道工致谢。这位朝鲜少年是我入朝后遇上的第一位朝鲜群众，他的机智、勇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了宿营地后，我和杨得志、郑维山还联诗称颂这位可敬的朝鲜少年。
刚入朝时，兵团指挥部驻在笃庄洞，我和杨得志住在一户阿妈妮（大娘）家，她家的男人都上前线去了，家里只剩下她和一个小女儿。平日，我们兵团领导同志经常抽空同警卫人员一起帮阿妈妮打扫庭院、挑水劈柴，改善伙食时有什么好吃的，也忘不了送一点给她们母女吃，工作之余，有时还通过翻译同阿妈妮谈心，亲如一家。不久，兵团机关转移到了仙女洞。那年除夕，阿妈妮得知我们在仙女洞，特地和小女儿带着打糕、苹果，冒着风雪严寒和敌机空袭的危险，赶了几十里山路来看望我们。亲人重逢，分外亲热。我们留她们在机关过年，与机关、直属队的干部、战士和当地群众联欢，欢庆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