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 精彩片段：
第六部 “孤独战士”（2004—2010年）
“由于政府改革的实质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而自我革命往往是比较困难的，对于在旧体制中有种种权力和利益的人来说就更困难。但是，我们只能坚定不移地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
——吴敬琏
第二十六章 工业化道路和经济增长模式之争
2002年2月，吴敬琏有了一项新的工作——他被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聘任为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兼政策规划专门委员会主任。这样，他的研究领域不能不扩展到经济的长期发展，即宏观经济的长期问题上，为此，需要阅读大量的理论书籍和各国的研究报告。好在吴敬琏从来就是一个科学技术迷，在这个领域内读书补课钻研，倒也不算困难，而且很有乐趣。
时间转入2003年10月，吴敬琏撰写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一书出版，受到市场欢迎，不到3个月就销罄加印。此书可谓是吴式改革理论的集大成，吴敬琏对此期许很高，日后确实也得到了海内外学界的重视，被认定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考察中国改革的扛鼎之作，国内诸多高校以此为基础教材。境外也陆续出版了英文版、日本版，台湾和香港还出了繁体字版。
也就在这时，吴敬琏的目光不得不再次回到宏观经济的基本面。
经济过热的景象从2003年的第四个季度就开始冒出苗头。1998年东亚金融风暴之后采取的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后续效应开始显现。“中国制造”与地产热，直接营造出一个内外俱旺、无比繁荣的经济景象，与此伴生出现的，便是对上游能源的空前饥渴。各种原材料及能源因紧缺而价格一路飞涨，特别是水泥、钢铁的价格到了“一月三价”的地步。在长江三角洲一带甚至流传着“五个一”的说法：“生产一吨钢只需投资1000万元，生产设施只需一年建成，一年可达产，一年就可收回投资。”这种疯狂的投入产出效率，听来近乎传奇。利益驱动投资，2002年，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总额为710亿元，比上年增长45.9%，2003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329亿元，增长96%。与钢铁行业类似的是，电解铝的投资增长了92.9%，水泥投资增长121.9%。就这样，在2003年年底，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迅速向重型化方向推进。
于是，在经济界和政府内部展开了一场持续多年的热烈讨论，主题是那么的似曾相识：宏观经济是否出现过热和应否采取降温措施？
2003年10月21日，在国务院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吴敬琏做了题为“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与展望”的发言，他将当时的观点分为三种。第一种观点肯定宏观经济出现了“过热”，主张采取适度从紧、相机微调的总量政策，防止进一步“过热”造成大起大落的经济波动；第二种观点认为，当前货币供应适合于增加内需和抑制通货紧缩的需要，投资增长只会带来效益，而不会造成“过热”，“气可鼓不可泄”，对增长的积极性要保护好，不必也不应踩动刹车；第三种观点，可能也是政府方面的主流观点认为，经济出现了局部“过热”，但还不能说是“全面过热”，政府应当采取的政策不是对货币供应进行总量控制，而是“有保有压”，进行结构调整，在扩大“偏冷”部门需求的同时，加强对“过热”部门的项目审批和投资控制。
吴敬琏明确表示，自己持第一种观点。他说，自1999年之后，决策当局采取了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使得货币供应量逐年上升，到2003年的第二季度以后，货币供应和银行信贷的增长速度都在20%以上，这使得经济变得越来越“热”，各种资源瓶颈突现。更让人担忧的是，目前总需求的增长过快，是由政府主导的投资“过热”拉动的。他警告说：“如果听任投资加速扩张，一旦资源短线支持不住，就会出现市场崩溃、大量产品卖不出去的情况。于是，经济就由‘过热’急速转变为‘过冷’，这就是‘大起’必有‘大落’的道理所在。”
不过，吴敬琏的这种意见在决策层和经济学家中都不占主流地位。据吴敬琏回忆议，直到2004年年初，第二种意见都是占优势的。到了2004年四五月间，第三种意见成了主流，国务院的几个部委联合发出通知，对几个过热的行业的投资进行了控制。主流传媒也发表文章，论证在中国条件下主要使用行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与此同时，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的用巨额资本和资源投入重化工业以拉动本地经济增长的做法，成了全国许多省份的共同选择，各地纷纷有了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转型的愿望与趋势，一个“重化工业化时代”的潮流迅猛地席卷而来。而理论界似乎也对之形成热烈的呼应之势。《经济日报》发表的一份《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报告》便是最生动的例子。更有媒体宣布：“现在，政府、学界和企业界显然已经取得了这样的共识：重化工业化是中国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
2003年12月1日，《经济日报》全文刊发了一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报告《我国工业化进入新阶段》，它在回答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发生过热的问题时说：“中国当前经济既不是总体过热，又不是局部过热，也不是没有新特点的正常发展，而是中国工业化已进入以重工业重新大发展为主要特点的历史新阶段。”这篇报告援引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霍夫曼的论点，认为“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要经历一个重工业化阶段”。这是一个对宏观经济长期趋势作出的大判断。而更引人瞩目的是，这份报告的署名人是发展研究中心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课题组。吴敬琏知道，当时许多国务院的职能机构和咨询研究单位都开始了对2005年就要制定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2010年）的研究。这一预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就是什么是“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怎样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因此，这份报告提出的观点，将会影响“十一五”方针的制定。
有意思的是，这份报告的执笔人是吴敬琏的博士研究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的研究员李佐军。
2004年春节那一天，吴敬琏与他的学生们欢聚一堂。大家的话题自然而然就转到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与道路的选择问题上。李佐军正好也在场，他兴致勃勃地向大家报告了自己2003年的工作成绩，也涉及他执笔的那份报告的观点，不料他关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的论点，却遭到一些同学的批评。他们认为课题组的论证不周密，其一，“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要经历一个重工业化阶段”，并不是现代发展经济学的公认定理；其二，用短期间的数据——中国的工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2000年的51.8%飚升到57.3%，并不能证明这是一种长期的正常趋势；其三，用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化——在过去3年内重工业的增长速度高于轻工业，也不能证明重工业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