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未完：张爱玲 精彩片段：
第十一章 在香江与许地山的相遇
张爱玲与许地山在港大的偶然相遇，在服饰、宗教上，许地山的某些见解，曾引起张爱玲的共鸣。
但因太平洋战争，迫使可能成为学者的张爱玲从此消失，类似许地山式的服装史、宗教史的论著也无从产生。
她选择了卖文为生，作家的张爱玲于焉产生了。一九三九年夏天，张爱玲离开上海来到香港求学，母亲和姑姑托工程师李开弟做监护人，那是她们在英国认识的老朋友后来他成了张爱玲的姑丈，不过那已是一九七九年的事了，因为七十八岁的两位老人结婚了，李开弟后来离开香港去重庆，于是改托一位在港大教书的朋友做监护人。
我们从《对照记》看到张爱玲当时的一张照片，她戴着高度的近视眼镜，脸庞消瘦，一望便知是个勤奋用功的好学生。她说：“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我真的发愤用功了，连得了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我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有一个先生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没给过他给我的分数。”是的，在二年级时她以全年级第一的分数获得了何福（Ho Fook Scholarship）和尼玛齐（Nemazee Donor Scholarship）两项奖学金，学费和膳宿费得以全免。
学者邵迎建指出，张爱玲在香港大学遇到两位恩师，分别是中文教授许地山与历史副教授佛朗士（N. H. France）。其中有关佛朗士，张爱玲在《烬余录》中，直抒了对他的感情，赞扬他“豁达”，“彻底中国化”，“对于英国的殖民地政策没有多大同情”，他“不赞成物质文明”，家里不装电灯自来水，在野外养猪；“他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地，官样文字被他耍着花腔一念，便显得非常滑稽。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可是他死了——最无名目的死。”——那是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佛朗士被征召入伍，在黄昏回军营时，大约是在思索着一些什么，没听见哨兵的吆喝，被自己的人打死了。
至于许地山并未在张爱玲的文章中谈及过，但据学者黄康显在《灵感泉源？情感冰原？——张爱玲的香港大学因缘》一文中指出：“《第二炉香》与《茉莉香片》提及的华南大学，根本就是香港大学的影子，特别是后者的中文系，言子夜教授可能就是许地山教授的化身。”
我们知道《茉莉香片》是张爱玲以弟弟张子静及她所憎恨的家庭为背景而写的，其主题是“寻找父亲”，因此她将留过学，年过四十五岁，有着瘦削身材，身着中国长袍，热爱中国文学，热爱中国，对不争气的学生恨铁不成钢（这些特征都正与许地山吻合）的言子夜，描写为主角暗暗倾慕的理想父亲，可推测出他在张爱玲心中所占的位置。邵迎建认为“从不言及这位恩师或许也正如她一贯所为，对于自己生命中铭心刻骨的人和事（如母亲、与胡兰成的恋爱），始终不发一言，只在‘虚构’的小说中，透出些许蛛丝马迹”。邵说无疑是可信的。
许地山是一九三五年因受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的排挤，而被燕大解聘，而旋由胡适推荐后，应香港大学之邀，任港大中文学院即今日的港大中文系。主任教授。港大聘中国人为教授者，除以前医学院王宪益教授外，许地山是第二人。许地山除了是知名的作家外，更是一位“通才”的学者，从文学、哲学、宗教学，乃至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语言文字学、考古学，几乎无所不通。他知音律，善琵琶，能谱曲编词，精于插花，还研究服装、古钱币。
后来担任香港大学校长的王赓武说：“港大中文学院于一九二七年创设以来，因为时代的关系，还是偏于记诵之学，许先生来了之后，把课程分为文、史、哲三组。前人研习文学，只重视诗文，许先生则加上词、曲、小说、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前人治史，多注重朝代兴革，许先生则不但要讲政治史，还要讲文化史、宗教史等。经学一门，往时研习颇有囫囵吞枣之弊，现今则剔除非哲学的部分，而再加上九流十家、道教、佛教等等，做有系统的研究，并旁及印度哲学，以资参考。港大中文系的课程屡经改革，才有今天文、史、哲、译粲然可观的规模，而许先生三十年代高瞻远瞩的扩充，可说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而在港大，佛朗士是许地山的同事兼好友，他经常出入许家。据许地山夫人周俟松晚年的回忆说：“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地山基于旧恨新仇，奋身走出书斋，奔向街头，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一九三八年，孙夫人。在香港担任‘保卫中国同盟’的领导人，‘保盟’一方面在国际上向华侨宣传抗日，一方面向全世界各地募集医疗药品器械、食品和其他物资辗转运到前线，支援抗日战争。地山虽不是‘保盟’成员，但由于志同道合，与孙夫人过往甚密。特别是她的助手、‘保盟’的司库、英国人法朗斯即佛朗士。先生，也是香港大学教授，与地山是同事和朋友，他经常来我家联系，商讨募集物资和运输线路等问题。”由此可看出张爱玲与佛朗士及许地山的关系。
但就在张爱玲大学毕业的前半年，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军占领了香港，由于战火，正如张爱玲所说的：“学校的文件纪录统统烧掉，一点痕迹都没留下。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要被打翻的罢？……我应当有数。”参张爱玲：《我看苏青》。也因此我们无法从文献上获得进一步的资料。
我们知道张爱玲对“服装”有着偏好，除了从小熟读《红楼梦》受其感染外，另一方面得自于她母亲：因为我母亲爱做衣服，我父亲曾经咕噜过：“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我最初的回忆之一是我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羨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除此之外还有女性爱美的天性，张爱玲从小就以她母亲为榜样，“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然而父母亲的离异使她的梦想破灭，在她黯淡的青春期中，对自己服饰唯一的印象便是：“有一个时期在继母治下生活着，捡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晚年她在《对照记》中说：“不过那都是因为后母赠衣造成一种特殊的心理，以致于后来一度Clothes crazy（衣服狂）”。
张爱玲在《童言无忌》中坦承：我到香港去读大学，后来得了两个奖学金，为我母亲省下了一点钱，觉得我可以放肆一下了，就随心所欲做了些衣服，至今也还沉溺其中。而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文中说：“张爱玲很喜欢特别，比如穿衣服，总要穿得和别人不一样。四二年，她刚从香港回到上海，我去看她。她穿上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一朵朵的蓝色和白色的大花，旗袍两边都没有钮扣，穿的时候要像穿汗衫一样钻进去。领子矮得几乎没有，领子下面打着一个结，袖子短到和肩膀一样齐，长度只到膝盖。”
由于对服装的喜好，使她一九四三年一月首次发表在《二十世纪》英文刊物长达八页的散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谈的就是时装。《二十世纪》是德国人克劳斯·梅涅特（Klaus Mehnert）一九四一年十月在上海创办的刊物。而据张爱玲自己说，她在港大的三年里，几乎没有用中文写过东西，为了练习英文，她连信也用英文写。再加上英文杂志所付的稿酬一般都比中文杂志高得多，因此她先向英文杂志投稿也是很自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