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通往权力之路 精彩片段：
第二节 ８０年代的英国
我在１９７９至１９９０年任首相期间，有机会在经济政策中实施这些信念。我很幸运有杰弗里·豪、奈杰尔·劳森和约翰·梅杰这三位非常能干的财政大臣帮助我。在８０年代，我们打算实行与战后大多数时期目标基本不同的政策。我们认为，既然（在一个自由社会）就业不是依靠政府而是依靠满意的顾客，因此没有理由拟订"充分"就业这一指标。而是政府应该建立正确的、健全的货币结构、实行低税收、少加管制和建立灵活的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以促进繁荣和增加就业。
至于政府的财政，的确有限地继续执行了１９７９年以前的一些做法。工党大臣丹尼斯·希利在１９７６／７７年度和１９７７／７８年度之间实际削减了６０亿英镑的公共开支，以及１９７６年１２月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的。标志着首次公开利用货币指标来指导政策的协定条款，都是朝着我所相信的做法迈出的重大步骤。但是它们的实施来自必要而不是信念，因此一有机会就被放弃。事实上，工党政府在最后一年再次允许公共开支上升后，已经在开始放开上述做法。此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导下，工党政策中一些好的部分没有与其他至关重要的辅助性措施结合起来，如大幅度削减边际所得税税率、改革工会法、私有化和放松管制，因此，它们只是部分补救办法，因为缺少促进企业所需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到唐宁街时对如何搞好英国的经济有一个总的想法，而不是一个详细的计划。因为各个领域里的进步都有赖于经济和政治情况。例如，我们第一个预算优先考虑的事项是减少所得税，这一方面是因为边际税率，特别是对那些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妨碍了就业，并鼓励人们移居海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我们的宣言中已作出了如此坚决的保证、但是当必须履行的政治与经济责任互相发生矛盾时，经济的需要应该占第一位，如我们提出了直接税，这是为了在那个不得人心但很关键的１－－９８１年的预算中控制赤字和制止通货膨胀。
经济战略有４个互为补充的基本组成部分。按时间和重要性说，首先是反对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在英国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中以及在英国人的心理上已经根深蒂固。在战后的年代里，它连续不断地达到更高的高峰。如我所讲过的，在１９７５年已危险地接近极度通货膨胀。结果，更难以消除通货膨胀。只有长期坚持减少货币增长和改变人们期望的政策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从８０年代起，在中期财政战略的构架中采用了货币政策，辅之以减少政府借款的财政政策。像任何真正的战略一样，它必须适应周围的环境。例如，当作为货币政策一项措施的某一货币总量出现问题时，就有必要想其他的办法。还有，像任何战略一样，它自己不会消除错误的可能性，但它限制了这类错误的范围。由于过去几年坚持了这一战略，因此，尽管有困难，它获得了信誉，这本身就增强了对经济的信心。在１９８１至１９８６年期间，由于中期财政战略一直是我们政策的核心，因此使通货膨胀从（１９８０年５月的）２１．９％这一高峰下降到（１９８６年夏季的）２．４％。在８０年代中期，它平均为５％左右，直到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８８年我所反对的对前联邦德国马克的汇率尾随使通货膨胀急剧上升。它上升得很快，１９９０年１０月达到了１０．９％的高峰。在我离职的那个月它开始下降，在１９９１年下降很快，那时，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的高利率已经再一次地控制了货币增长。直到我离职时）对国内货币情况的估计一直是最后决定通货膨胀政策的因素。
可是，一个月以前，英镑加入了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这充实了中期财政战略。这是想向金融市场表明我们致力于低通货膨胀的决心是不动摇的。但是那时在汇率机制内维持平价成为了它自身的目的，因为汇率机制变成了更加僵硬的体制，变成了走向单一货币的传送带。这导致了货币的过分反应，肯定会使通货膨胀很快下降，但代价是会使英国经济遭受异常严重的衰退。最后，这一政策无法支持下去，英国只得离开汇率机制。
自那时以来，政府执行了一项谨慎的政策，通过回到某种国内的货币主义使通货膨胀下降。这表明政府正确地重视稳定物价。现在所需要的是重新建立一个非常像原来中期财政战略的可靠的构架，这对预期的通货膨胀将是一个永久性的抑制因素。这不应该包括英镑回到即使是经过改革的汇率机制，因为市场很清楚地知道你能够再一次离开你曾经离开过的机制。它也不应该承担给予英格兰银行新的自主权。最终是政治家必须对经济政策负责。但是他们必须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这样他们和他们的继任者就不会重复这些错误。
８０年代第二个优先考虑的事项是控制英国的财政。在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年度，公营部门借款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了９．２５％。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措施的影响下，工党政府对它进行了控制，但在１９７９年大选时又上升了，当时处于经济最困难的时候，超过了５％。１９８１年的预算牢牢控制了公营部门的借款，在我担任首相时，对此从未放松过。在１９８７／８８年度与１９９０／９１年度之间，我们还偿还了２７０亿英镑的债款，将国民收入中政府债务的比例降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以来的最低水平。至于公共开支费用，虽然由于１９８０／８１年度的严重经济衰退使更多的人失业，使政府的岁入减少，从而增加了公共开支费用，但我们仍扭转了以前的长期趋势。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公共开支的比重在１９８２／８３年度与１９８８／８９年度之间持续下降，在１９８８／８９年度低达３－－９．２５％。在１９８９／９０年度与１９９０／９１年度期间，这一比例回升了１％，达到了４０．２５％。这部分原因是地方当局大量超支（它们知道可以将此归咎于社区税），部分原因是为了便于推动１９９０年实行的国民保健制度改革，还有部分原因是经济正走向衰退。可是在这整个时期，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公共开支费用比重从１９７９年的４２．６％下降到了１９９０年的４０．２５％。
由于这些年对公共开支加紧控制，才有可能减少税收。杰弗里·豪的１９７９年预算将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从３３％降到了３０％，改变了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重。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８３％降到了６０％，投资收入也从９８％减少到了７５％。奈杰尔·劳森的１９８４年预算对公司税作了基本改动，实行了资本减免和减少了公司税率，以鼓励更加有效地利用企业投资。奈杰尔的１９８８年预算完成了削减所得税的计划，使较高的税率降到了４０％（无论是储蓄收入还是工薪收入），将基本税率降到了２５％。
８０年代的目标是实现健全的财政和低的边际税率，后来这些目标实现了。我离职不久，政府作出的决定导致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特别是提高了儿童福利，增加了国民保健制度、交通和地方当局的支出。再加上当时在汇率机制中英镑溢值促进了经济衰退，因此，财政支出的增加还带来了一系列大的预算赤字——在１９－－９３／９４年度为４５０亿英镑，达到了高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７％以上——税收的增加部分也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２％以上。显然，越早扭转这两方面的情况越好。这就要求更加严格地控制公共开支费用，明智而审慎地使用首相的词汇中最有用的单音节词，"不"。
８０年代取得的某些进展已经让位给主张增加开支的院外活动集团，但是那１０年严格控制财政支出的意义并没有因此而缩小。由于我们在８０年代有效地控制了财政支出，特别是将基本退休金和其他长期性福利与物价而不是与收入挂钩，以及按比例缩减与国家收入有关的养老金计划，英国的情况已经比没有采取这一行动的其他欧洲国家好，如表所示（见下表）：
的确，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将得到的潜在好处会变得更大。一般说来，其他欧洲国家的人口趋势要不利得多，得由人数较少的劳动力养活其比例在快速增长的上了年纪的人。这就得大量增加税收。蒂姆·康登教授认为，由于这些趋势，"９０年代后期，联合王国的税收负担可能比欧洲共同体的其他国家少１５％至２０％。较低的税收，再加上企业享有更加有利的管理气氛，这将增强英国作为外界向欧洲投资的主要场所这一地位。
目前和计划中的政府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支出
１９９３１９９４１９９５１９９６
德国４９．４％４８．９％４８．６％４７．２％法国５４．８％５５．３％５４．３％５３．４％意大利５６．２％５６．ｏ％５５．１％５４．ｏ％丹麦６３．１％６２．８％６１．９％６０．９％瑞典７１．８％６７．４％６７．３％６６．６％美国３４．５％３３．６％３３．６％３３．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