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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仨_第三部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十二)

杨绛
传记回忆
总共23章(已完结

我们仨 精彩片段:

第三部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十二)

锺书带了女儿到武昌探亲之前,一九五七年的五月间,在北京上大学的外甥女来我家玩,说北大的学生都贴出大字报来了。我们晚上溜出去看大字报,真的满墙都是。我们读了很惊讶。“三反”之后,我们直以为人都变了。原来一点没变,我们俩的思想原来很一般,比大字报上流露的还平和些。我们又惊又喜地一处处看大字报,心上大为舒畅。几年来的不自在,这回得到了安慰。人还是人。

接下就是领导号召鸣放了。锺书曾到中南海亲耳听到毛主席的讲话,觉得是真心诚意的号召鸣放,并未想到“引蛇出洞”。但多年后看到各种记载,听到各种论说,方知是经过长期精心策划的事,使我们对“政治”悚然畏惧。

所内立即号召鸣放。我们认为号召的事,就是政治运动。我们对政治运动一贯地不理解。“三反”之后曾批判过俞平伯论《红楼梦》的“色空思想”。接下是肃反,又是反胡风。一个个运动的次序我已记不大清楚。只记得俞平伯受批判之后,提升为一级研究员,锺书也一起提升为一级。接下来是高级知识分子受优待,出行有高级车,医疗有高级医院;接下来就是大鸣大放。

风和日暖,鸟鸣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经号召,我们就警惕了。我们自从看了大字报,已经放心满意。上面只管号召“鸣放”,四面八方不断地引诱催促。我们觉得政治运动总爱走向极端。我对锺书说:“请吃饭,能不吃就不吃;情不可却,就只管吃饭不开口说话。”锺书说:“难得有一次运动不用同声附和。”我们两个不鸣也不放,说的话都正确。例如有人问,你工作觉得不自由吗?我说:“不觉得。”我说的是真话。我们沦陷上海期间,不论什么工作,只要是正当的,我都做,哪有选择的自由?有友好的记者要我鸣放。我老实说:“对不起,我不爱‘起哄’。”他们承认我向来不爱“起哄”,也就不相强。

锺书这年初冒寒去武昌看望病父时,已感到将有风暴来临。果然,不久就发动了“反右”运动,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

运动开始,领导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内部矛盾终归难免的,不足为奇。但运动结束,我们方知右派问题的严重。我们始终保持正确,运动总结时,很正确也很诚实地说“对右派言论有共鸣”,但我们并没有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也就逃过了厄运。

锺书只愁爹爹乱发议论。我不知我的公公是“准右派”还是“漏网右派”,反正运动结束,他已不在了。

政治运动虽然层出不穷,锺书和我从未间断工作。他总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我“以勤补拙”,尽量读我工作范围以内的书。我按照计划完成《吉尔·布拉斯》的翻译,就写一篇五万字的学术论文。记不起是一九五六年或一九五七年,我接受了三套丛书编委会交给我重译《堂·吉诃德》的任务。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锺书一九五六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一九五八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锺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锺书于一九五八年进城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诗选注》批判,都由我代领转达。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重,也不拔了。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白旗,给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锺书笑我“借尸还魂”,我不过想借此“遁身”而已。

许多人认为《宋诗选注》的选目欠佳。锺书承认自己对选目并不称心:要选的未能选入,不必选的都选上了。其实,在选本里,自己偏爱的诗不免割爱;锺书认为不必选的,能选出来也不容易。有几首小诗,或反映民间疾苦,或写人民沦陷敌区的悲哀,自有价值,若未经选出,就埋没了。锺书选诗按照自己的标准,选目由他自定,例如他不选文天祥的《正气歌》,是很大胆的不选。

选宋诗,没有现成的《全宋诗》供选择。锺书是读遍宋诗,独自一人选的。他没有一个助手,我只是“贤内助”,陪他买书,替他剪贴,听他和我商榷而已。那么大量的宋诗,他全部读遍,连可选的几位小诗人也选出来了。他这两年里工作量之大,不知有几人曾理会到。

《宋诗选注》虽然受到批判,还是出版了。他的成绩并未抹杀。我的研究论文并无价值,不过大量的书,我名正言顺地读了。我沦陷上海当灶下婢的时候,能这样大模大样地读书吗?我们在旧社会的感受是卖掉了生命求生存。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在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都由国家包了,我们分配得合适的工作,只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全心全意愿为人民服务,只是我们不会为人民服务,因为我们不合格。然后国家又赔了钱重新教育我们。我们领了高工资受教育,分明是国家亏了。

我曾和同事随社科院领导到昌黎“走马看花”,到徐水看亩产万斤稻米的田。我们参与全国炼钢,全国“大跃进”,知识分子下乡下厂改造自己。我家三口人,分散三处。我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下放农村,十二月底回京。我曾写过一篇《第一次下乡》,记我的“下放”。锺书当时还在城里定稿,他十二月初下放昌黎,到下一年的一月底(即阴历年底)回京。阿瑗下放工厂炼钢。

作品简介:

钱氏夫妇在学界德高望重,《围城》、《洗澡》两部畅销书更令他们声名远播。然而,人们对其家庭生活却不甚了解。1998年,钱先生的逝世使文化界深感悲痛。但罕为人知的是他和杨先生唯一的女儿钱瑗已于此前(1997年)先他们而去。一生的伴侣、唯一的女儿相继离去,杨先生晚年之情景非常人所能体味。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92岁高龄的杨先生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中,杨先生以其一贯的慧心、独特的笔法,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中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第二部分,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自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直至1998年钱先生逝世63年间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他们的足迹跨过半个地球,穿越风云多变的半个世纪:战火、疾病、政治风暴,生离死别……不论暴风骤雨,他们相濡以沫,美好的家庭已经成为杨先生一家人生最安全的庇护所。

天上人间,阴阳殊途,却难断挚情。杨先生独伴青灯,用心灵向彼岸的亲人无声地倾诉着。作为老派知识分子,她的文字含蓄节制,那难以言表的亲情和忧伤弥漫在字里行间,令读者无不动容。生命的意义,不会因为躯体的生灭而有所改变,那安定于无常世事之上的温暖亲情已经把他们仨永远联结在一起,家的意义也在先生的书中得到了尽情的阐释。

作者: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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