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剑桥_第四部分：告别剑桥秘鲁追问狂——民主与集中之辩

第四部分：告别剑桥秘鲁追问狂——民主与集中之辩

中国的青少年几乎没有不知道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可当我从一个国外的孩子口中听到这样一个名字时，惊讶之余顿时有了“他乡遇故知”的感觉。这个戴着一副大眼镜的秘鲁男孩看上去文质彬彬，他好学的样子令我谈兴十足，于是便跟他大侃特侃“毛先生”及中国现代史。当我兴奋地“手舞足蹈”、“慷慨激昂”了一番后，他居然“虚心”地向我请教了一个让我目瞪口呆的问题——共产主义是不是说你们中国人都拿一个大锅吃饭？我开始为自己“对牛弹琴”的傻气而后悔了，可还“为人师表”地摆出了个“诲人不倦”的微笑：“世界上有这么大的锅吗？把你们秘鲁所有的钢。铝合起来打口锅也不够中国人装饭的。”“共产党是不是就是搞集权？你们应该和我们这些国家学学民主嘛。”第二个问题简直让我火冒三丈：“集中不等于权。”“这不过是换种说法不是吗？”他紧追不舍。我心里暗暗骂着“孺子不可教也”，口中还耐心地向他解释：“共产党是在民主的基础上用集中的方式统一人民意见，而不是超越民主地实行专制。”说到这里我意识到这话太教条了，他恐怕领会不了。怎样才能深入浅出地让这位“勤学好间”的国际学生开开“窍”呢？我有些犯难了。

那天下午的小组讨论会我恰巧与这个秘鲁男孩分在了一组。整个讨论会由于各人意见不统一开得极不顺利。六点钟吃晚饭，六点半了会议还在艰难地“磨蹭”着。最后我行使了临时小组组长的权利，挥手阻止了他们无休止的辩论，并结合大部分人的意见做了扼要总结。“散会！”话音刚落，大家便“呼啦”冲向饭厅。我拍拍秘鲁男孩的肩：“瞧见了吧，一味搞民主只会让大家吃不着晚饭，民主的基础上有集中，我们才能填饱肚子嘛。”“咕、咕”他的肚子替他说声“Yes！”

这就是International（国际化）

国际会议参加第二届青少年国际网络会议的代表一共47名（25名青少年，22名成人），他们来自美、德、巴西、菲律宾、隆巴迪等大大小小近30个不同国家。会议的正式语言就有四种：英语、法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所以每天人会场前都要去领同声翻译器。一次，一个罗马尼亚男孩来间我借一盘中国民乐磁带，迸我房间的却是三个人——他和两个翻译。他用罗马尼亚语告诉翻译A，翻译A用法语告诉翻译民翻译日再用英语告诉我，一句话转了三道弯，够复杂的！最“酷”的是这次大会的主席，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他一人包囊“四项全能”——一天换一种语言在大会上发言，“今天，请问我该用哪国语说话了?”每每她问起这个问题，台下人都用掌声代替回答。

国际市场我从万里之遥的中国拎来的大箱子，有三分之一被小礼物占满了。为了给每位参加会议的人都留一件中国纪念品，临行前老妈从夫子庙到新街口疯狂大采购。“这是中国人的一片情意嘛——万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可我到了这里才发现：各国青少年都比我具有“经济头脑”。头一天，一个布隆迪女孩来敲我的房门，由于语言不通，她一句诸不说就把一条漂亮的手织围巾放在了我手里。我开心地连忙冲她点头微笑说谢谢。她却不紧不慢地竖起了十个手指，嘴里蹦出一个英文单词：“Dollars（美元）”。我连忙把围巾送回她手中，打着手势跟她说我不需要。女孩既不介意更不生气，收回围巾上另一个房间推销去了。

在会议中心的走道里，摆满了各地与会者设置的摊点，整个儿一“世界贸易街”；波利维亚的笛子、索罗门岛的彩裙、肯尼亚的挂坠、斯里兰卡的明信片……只是价格大都不菲。在如此这般“世界商品大潮”的冲击下，我也有些动摇了：到底是随波逐流“下海经商”，还是坚持老爸老妈的“中国情意论”？我最终还是没有将这些“万里鹅毛”们当“烤鹅”去卖——送“鹅毛”是纪念品，更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宣传——金钱诚可贵，友情价更高！

“鹅毛”全送出去后的那天晚上，布隆迪的小姑娘又来敲我的房门——手腕上带着我送她的景泰蓝手镯。她把那条手织围巾又放在了我手里，我正为国外人也懂几分“礼尚往来”而惊奇，她又一次竖起了她的手指——不是十个——只有五个！原来是削价大“甩”卖啊！

国际茶社

“秘鲁男孩事件”使我意识到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实在少之又少。为了给他们来点“文化熏陶”，我在房间里开设了个“国际茶社”，并特意在门外写了一张大海报——“Tea is Free”（茶免费），茶社“开张”第一天，各地“茶客”就络绎不绝。我左手拿着碧螺春的罐子，右手拎着热水瓶，口中轻吟——“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满以为“国际茶客们”会陶醉在中国绿茶的清香中，飘飘欲仙。没想到他们却都好像刚从阎罗殿里爬出来一样，个个面露痛苦之色。一个巴基斯但男孩对我说：“李娜，我认为你以及所有与你有关的事物都美好极了，但，”他举了举手中的茶杯，“中国茶除外。”一个阿根廷女孩“可怜巴巴”地跑来问我要糖：“哪有人喝茶不放糖的广她满脸疑惑地望着我。“哪有人喝茶放糖的？”我匪夷所思地盯着她。但最后还是把一颗大自兔奶糖“贡献”了出来。于是我的“国际茶客”们都好像“心有灵犀”似的，一个接一个来向我要糖，并众口一词：“哪有喝茶不放糖的？”“大白兔”全被他们“抓”走了，我只好重写了一张海报“茶免费，糖自带”。可打这之后，“茶社”生意顿时冷清了下来，不久我只好“关门大吉”了。

Miss China（中国小姐）——我最自豪的名字

临去巴西前我去办公室和各位老师辞行。一位老师以极严肃的口吻对我说：“出去以后你就不仅仅代表自己更代表着中国了。”初初听来多少觉得这话有些“大道理”，可直到我真正走出国门，代表五千万中国青少年参加这样一个国际会议时，我才深切地体会到“代表中国”这四个字所包含的份量。

每天清晨当我步人会议大厅的时候，首先寻找的便是那个放着“China Li Na”的座位牌的位置。青少年国际网络会议，今年已是第二届。可放有“China”字牌的椅子却是第一次出现在这样一个会议上，而且只有唯一的一张。

会议开始的头一天，我便经历了一场“特别的考试”。身着民族服装的我刚刚落座，大会主席就向我提了一个问题：请谈谈你对21世纪儿童生存状况的看法。问题刚刚问完，全会场的人都将目光投向了我。我微笑着望着主席（妈呀！出这么个“馊”问题来考我，想来个“下马威”吗？）镇静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迈着中国女性传统步伐（小步走路延长时间思考），优雅地（这是后来那些“老外”们评价的）走上讲坛。台下众多电视记者打起的灯光让我觉得晃眼，但此时发言的大致要点已在我脑中形成了（曹植七步成诗和我十六步成文其根本原因恐怕相同——急中生智）。我用英语谈了三大方面：一是青少年保护法的建全，即不仅把青少年权利挂在嘴边，还要白纸黑字写进法律里，不仅写进法律里，更重要的是让法律得以实行；二是关于社会范围对青少年的关心，这其中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和文化建设等方面；最后我又强调了青少年的一种自我觉醒，我们不仅仅是被保护者，还要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斗争，而且在向社会“要”的同时，我们也应勇敢地承担起所应承担的责任。此外，我又举了大量实例，借机谈了中国在青少年发展建设方面的成就，这是我在会议上第一次为中国做“国际宣传”。当“China”这个单词不时从我嘴里蹦出来的时候，我看到许多代表赞许地点头，心里特“过瘾”。当天下午，大会主席找到我并郑重地通知：与会代表一致推选我做大会开幕式与闭幕式的主持人，同时兼任亚洲地区特别代表和报告发言人——我挺开心的，那场“有惊无险”的考试的成绩单已放在了我的面前。

以后的日子里，我每天忙得像陀螺：大会开完了，开特别代表会，特别代表会结束，亚洲地区会议又“开张”。为了将10名亚洲代表的意见集中扼要地反映到论坛上，我晚上常常要顶着瞌睡虫的侵袭奋战到11点多——朋友们都当我到巴西旅游，天知道我比上学还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