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灵的诗韵 精彩片段：
冰冷的理念
事实上，我是一个非常崇尚理念思维的人。依我想来，理念乃相对于激情的一种定力。当激情如烈马狂奔，如江河决堤，而理念起到及时又奏效的掣阻作用的时候，它显得那么的难能可贵，甚至显得那么的峻美。
我崇尚理念，恰因我属性情中人。性情中人，一般是较难本能地内敛自己对人对事的态度、立场、观点、好恶而又不露声色的。理念的定力是我身上所缺少的。这缺少每使我的言行不禁地冲动起来。一旦冲动，几乎无所顾虑，无所讳畏。四十岁以前的我，尤其如此。
我的档案说明了这一点——当年我是知青，从连队调到团部，档案中有一条是“思想不够成熟”。而“思想”在当年，不消说是指“政治思想”。是“机关”知青了，“思想”还是一直没能成熟起来。结果从团部被“发配”到木材加工厂，档案里又多了同样的一条。上大学前，连队对我做的鉴定仍有这一条。大学毕业的鉴定中有，但措辞是善意的“希望思想早日成熟”。从北影调至童影的鉴定中一如既往地有，措辞已经颇具勉励性——“希望思想更成熟些。”
故四十岁前的我，对“成熟”二字，几乎可以说是抱着一种对天敌般的厌憎。好比素食主义者从生理上反感荤腻大餐。至今我也不太清楚，在中国，究竟怎样的思想才算地道的“成熟”。而且，又依我想来，倘一个人，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并无时代空白地活过来，思想却一直善于与各个阶段的“主流”政治思想一拍即合，被肯定为“成熟”，分析他那思想“成熟”的过程，我们是不是会不难发现那“成熟”的丑陋呢？
但是这些都暂且不去说它了吧。
其实我是想向读者坦白——我这个崇尚理念思维，赞赏理念定力的人，后来竟对理念之光的瑰丽，更确切地说，是对“中国特色”的理念所产生的逻辑方式，心生出了不可救药的动摇和怀疑。动摇和怀疑是由一件具体之事引起的。那事引起的观点争论，沸沸扬扬于十年前，也可能是十五六年前。一名大学里的在校硕士生，为救一位落水的老人，自己反倒被淹死了。当然，老人是获救了，或者我的记忆有误，老人竟也没有获救。总之，在我看来，这是一件高尚的、感人的事。那名大学生的行为，似乎怎么也不至于遭到舆论否定的吧？当年却不然。较热烈的讨论首先在几所大学里展开了。后来竟由讨论而辩论。
一种我不太能料想得到的观点是——一名硕士生，为救一位老人而冒生命危险，难道是值得的吗？那老人即使获救，究竟还能再活几年呢？他对社会还能有些什么贡献呢？他不已经是一个行将寿终正寝的自然消费人了吗？这样的一位老人的生命，与植物人的生命又有什么区别呢？其生命价值，又究竟在哪一点上高过一草一石呢？而一名硕士生，他的生命价值又是多么的宝贵！何况当年中国的硕士生并不像今天这么多！他也许由硕士而博士，而博士后，而教授，而专家学者，那么他对中国甚至对世界的贡献，不是简直没法预估吗？更何况他的生命还会演绎出多姿多彩的爱情哦！而那位老人的生命再延长一百年也显然是黯然无光的啊！
这分明是一种相当理念的观点。这一种相当理念的观点，当年在大学里代表了似乎绝对多数学子的观点。你简直不能说这一种观点不对。但正是从那时起，我感觉到了“中国特色”的理念所产生的逻辑方式的冰冷……和傲慢。于是当年又有另一种观点介入讨论。这另一种观点是——如果那名硕士生所救非是一位老人，而是一个儿童，也许就比较值得了吧？显然，这是一种很缺乏自信的，希望回避正面辩论，达到折中目的之观点。但这一种折中的观点，当年同样遭到了义正词严的驳斥：如果那儿童弱智呢？那儿童将来一定能考上大学吗？如果考不上，他不过是一个芸芸众生中的平庸之人。以一名硕士生的生命换一个平庸之人的生命，不是对其更宝贵的生命的白白浪费呢？即使那儿童将来考上大学了，考上的肯定会是一所名牌大学吗？肯定会接着考取到硕士学位吗？再假设，如果那儿童长大后堕落成罪犯呢？谁敢断言绝对没有这一种可能性？
当年这一讨论和辩论，曾在报刊上报道过，似乎还在电视中进行过，最后不了了之。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不值得”派引起的共鸣似乎更普遍……
当年我便隐隐地感到，那讨论和辩论，显然与当年的中国人，尤其青年人，尤其当年的大学生对人性的理念认识有关。翻一翻我们的祖先留下的五千余年的思想遗产，这一种讨论和辩论，即使在我们祖先中的哲人之间，似乎也是从来没涉及过的。甚至全世界的思想史中，也没有留下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的残迹。
当然，我们谁都知道——老父与稚子同时沉浮于波涛，或老母与爱妻同处生死倏忽之际，做儿子、做父亲、做丈夫的男人究竟先救哪一个的古老人性考问。
还没有一个男人回答得最“正确”。
因为这种考问在本质上是根本没有所谓“正确”答案的。它呈现的是人性每每陷入的两难之境，以及因此而感到的迷惘。这迷惘中包含着沮丧。
但由于这一人性考问限定在与人最亲密的血缘关系和爱恋关系之间，故无论先救哪一个，似乎又都并不引发值得不值得的思索，仅与人刹那之际的本能反应有关。在现实中，一般情况下，人总是先救离自己最近的亲人，不太会舍近救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