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读书笔记 精彩片段：
第二十一章 妇女和小说Women and Fiction
本文的题目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可以指女人和她们写的小说，也可以指女人和写她们的小说。这里的含糊其辞是有意的。谈论女性作家需要尽可能大的伸缩性，必须给自己留点余地，以便讨论她们的作品之外的其他事物，因为这些作品常常深受一些与艺术毫不相干的因素的影响。
即使是最肤浅地考察一下女性的写作，也会立刻引出一大堆问题。我们当即会问，为什么18世纪以前没有女性的作品源源不断地出现呢？为什么自那以后她们就几乎像男人一样常常写作，并且生产出一部又一部英国小说的经典之作呢？为什么她们的艺术当初，以及如今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要采取小说的形式呢？
稍加思索就会明白，对于提出的问题，我们所能得到的回答只是更进一步的虚构。今天答案仍尘封在被塞入古旧的抽屉中的古旧日记里，仍埋没在老人的记忆中，几乎被忘却。我们要到卑微的无名之辈的生活里——在历史的那些没有被照亮的过道里——去找答案；世世代代的妇女人物都挤在那幽暗中，只偶尔为人瞥见。关于妇女，人们所知甚少。英国的历史是男性家系的历史，而不是女性的。
对于父辈，我们多少总了解一些情况，知道他们的卓异之处。他们或是步兵或是海军，或是出任公职或是制定法律。但是关于我们的母亲、祖母和曾祖母们，有什么流传了下来？只有传说。某一位很美；某一位长着红头发；某一位曾被王后亲吻过。除了她们的名字、她们结婚的日子和所生的子女的数目，我们对她们一无所知。
因此，如果我们想知道在某个特定的时期里女人们为什么做这件事或那件事，为什么她们不动笔写作，或者相反，为什么她们创作了传世佳作，每每很难找到答案。若有人去爬梳考查那些陈年的书信笔记，去把历史里外颠个个儿，并正确地描画出莎士比亚、弥尔顿，以及约翰逊时代的妇女日常生活的图景，他肯定不但会写出一部极为有趣的书，而且将为批评家提供一种他们迄今尚缺乏的武器。出类拔萃的女性依赖平凡的妇女。只有当我们知道了寻常女人的生活状况——她有几个孩子，她本人是否有经济来源，她是否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她在养育儿女时是否得到帮助，她家里是否有仆人，她是否要承担部分家务——只有当我们考查了平常女人所可能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经验，我们才能揭示那些不寻常的女性作为作家成功或失败的原因。
似乎常有奇特的沉默阶段将一个活跃期与另一个分隔开来。公元前600多年在某个希腊岛屿上有萨福☾1☽和一小群女人写诗。后来她们沉默了。然后在公元1000年左右我们发现日本有一位宫廷贵妇，即紫式部夫人☾2☽，写了一部很长很优美的小说。但在戏剧家和诗人无比活跃的16世纪的英国，妇女却噤口无言。伊丽莎白时代文学是清一色的男性文学。此后，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我们看到妇女又开始写作——这一次是在英国——写得很多，而且成就斐然。
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律和习俗造成了这奇特的间歇性的缄默和发声。如果一个女人不肯嫁给父母选中的男人，就很可能被推来搡去地殴打，像在15世纪那样，那种精神氛围总归无益于艺术作品的产生。如果像在斯图亚特王朝，人们不经其本人同意就可把一个女子嫁给某个男人，而那人此后便成了她的老板和主子，“至少依据法律和习俗他理当如此”，那么她恐怕很少能有时间、更得不到什么鼓励去进行写作了。在我们这个精神分析的时代，人们已经开始意识环境和社会导向对思想的巨大影响。借助回忆和信札，我们也开始理解创作艺术作品需要怎样非凡的努力，艺术家的头脑需要怎样的保护和支持。我们从济慈、卡莱尔、福楼拜等人的传记和书信中可确知这一点。
因此，很显然，英国19世纪初妇女小说的非同寻常的兴起是以无数法律上、习俗上和举止上的细微变化为前导的。19世纪的妇女有了一些闲暇，受到了若干教育。中等或上等阶级女性自主选择丈夫已不是罕见的例外事件。而且值得注意的是，4位伟大的女性小说家——简·奥斯汀、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和乔治·艾略特——都不曾生育子女，其中两人从未结婚。
虽说不准写作的禁令显然已经解除，可是看来那时似乎仍有相当的压力使妇女倾向于写小说。这4位女作家的天分和性格大相径庭，其他任何4个女人的差距都不会更大。简·奥斯汀和乔治·艾略特全无近似之处；乔治·艾略特与艾米莉·勃朗特截然不同。可她们的教养使她们都进入了同一种职业；当她们写作时，她们都选择了写小说。
对女人来说，小说曾经并仍然是最容易掌握的一种体裁。其原因也不难找寻。小说是最不需要精神高度集中的艺术形式。与戏剧和诗歌相比，小说写作比较容易，可以随时捡起或放下。乔治·艾略特放下写作去照料父亲。夏洛蒂·勃朗特暂时搁笔去剜土豆的芽眼。女性生活在公共客厅里，时时被人环围，她对于潜心观察和分析性格可谓训练有素。她被训练成小说家而非诗人。
即使到了19世纪，女人也几乎完全生活在她的家庭和她的情感中。尽管19世纪的女性小说很出色，但女作家由于其性别而被排斥于某些经验之外这一事实仍在其作品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无可争辩，经验对小说有巨大的影响。如果康拉德无法当水手，那他小说中的最精粹的部分就会丧失。托尔斯泰作为军人对战争十分了解，他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有钱的年轻人，可以接触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人生和社会阅历丰富，如果剔除了这些《，战争与和平》将贫乏许多。
可是，对于《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维列特》和《米德尔马契》的作者来说，除了中产阶级客厅的场景以外，其他所有经验的大门都是关闭的。对于战争、航海、政治和经商，她们都不可能有第一手的经验。甚至连她们的感情生活也受到法律和习俗的严格制约。当乔治·艾略特冒险和路易斯先生未婚同居时，公共舆论一时哗然。迫于压力，艾略特不得不到郊外闭门隐居，这无疑极大地损害了她的创作。她写道，除非人们主动要求来看望她，她绝不邀请客人。然而在同一时期，在欧洲的另一方，托尔斯泰正在从军，在和各阶层的男男女女交往，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也从来没有人因此责难他。而他的小说所具有的惊人的广度和生气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这种经验。
女性作者人生经验的不可避免的狭隘性不是影响其小说的唯一因素。妇女小说还显示了另一个与作者性别有关的特征，至少在19世纪如此。在《米德尔马契》和《简·爱》中，我们不但能感受作者的个性，就像能感受狄更斯的个性那样，还会意识到女人的存在——意识到一个为妇女的待遇而愤懑并为其权利而呼吁的女人的存在。这使妇女作品具有某种男人作品中所没有的因素，除非那男人是工人、黑人或由于其他什么原因而感到身处逆境。这导致某种歪曲，并常常造成缺陷。想为某个切身的事业申辩，或让人物做传声筒表达个人的不满和冤屈，每每有令人不安的副作用，就像是读者注意力的焦点突然变成双重而不是单一的了。
奥斯汀和艾米莉·勃朗特能够不理会这类恳请和要求，不为别人的蔑视或责难所动——我行我素，这是她们的天才最令人信服的体现。然而，抵制愤怒的诱惑需要十分澄明或十分坚强的心智。从事艺术活动的女性总是遭受嘲弄或责备，总被人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证明为逊色一筹，这些自然会引起恼恨和不平。我们在夏洛蒂·勃朗特的愤怒和乔治·艾略特的隐忍中都能认出这种反应。在一些二流的女作家那里更是可以时时见到这种情绪，其表现在她们所选择的题材，以及她们的不自然的逞强好胜或不自然的温良驯顺上。更甚的是虚伪态度的广泛渗透。她们屈从于权威，其想象变得或是太男性化，或是太女性化，从而失去了自身的完美整体性，也即失去了艺术的最根本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