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集_救赎

救赎

马以工

去年的同学会是在狮头山开的，班上一位混得很不错的同学表示，他要请三桌素席。几部宾士、富豪名牌车浩浩荡荡地杀上了半山的一座禅寺，住持尼姑冷冷地看着这群施主，说着："那么年轻的人，又没什么大事，吃什么素席！"那么轻易地，就推掉了近万元的收入。天气微暗时，我们被安排吃他们日常的素斋饭，简易的四莱一汤，老尼姑向每一桌交待，庙中没有养猪，碗中不要剩饭。我走到一桌前，正要坐下，老尼姑客气地对我说："小姐，你们坐那几桌，这一桌是特别修行的，他们吃剩菜的！"一会儿，坐下了几位刚念完经的太大们，看他们穿戴，经济状况应该是十分良好，他们在那桌坐下，甘之若饴地吃着别人的剩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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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为了避免过分刺激，龙应台替《烟幕》一书写的序文《弱国，你会说"不"吗？》六三禁烟节刊登在《中国时报》上时，弱国两个字被编辑拿掉了。《天下》杂志的殷允凡看过这篇文章后告诉我，这篇文章不太像龙应台过去的文章，后半部简直是像我在说话。

我把这段话告诉龙应台后，我们两人在电话中大笑起来，"殷允凡真是好眼力！"我们不约而同地这样说。那篇文章的后段；的确是我所提供一连串的数据，以及一大堆我的气愤，但也经由这篇文章，使我对龙应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斗鱼

比起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龙应台开始在时报"人间"副刊上，写出了《野火集》的第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年半后的中国人，很多人真的生气了。特别是环境问题从核能电厂失火、牡蛎、文蛤被污水毒死，更成了人人生气的大题目。台中大里乡仁化村的老百姓，不甘长期忍受三晃农药厂排放出来的毒气，自组了"公害防治协会"。鹿港有十万零六千人签名连署，拒绝杜邦化工设二氧化钛厂。到车诺比尔核电厂发生熔炉意外，反对再兴建核四厂的声音升至最高。

当一种社会运动变得十分热门，或是竟然成为主流时，参与者的心态与组成分子就会变得十分复杂。

"搭便车"的人，在任何社会运动草创的初期，必是躲在幕后，成了气候之后他倒也摇身一变成了支持者。如果他本身专业知识丰足，谈环境问题只是想出出风头，倒也罢了。最怕的是似是而非地在讨论环境问题，或有些人纯粹以关心或爱心为出发点，却不愿意支持专家呼吁的保护方法，甚而错听了非专家的理论，造成爱之反而害之的恶果。这两类的人最容易被对立的利益团体丑化与攻击。

同时，由于环境问题变成了最容易引起共鸣，每一个人切身的问题时，环境问题很容易成为政治反对者，在他提出其他社会改革口号，过于空洞而引不起群众关注时，所剩下来最大的本钱。也有些人，以阶级仇恨的心理来看利益团体。当然也有不少人是真正的"受害者"，这几种人反对的力量可能最为猛烈，但他们反对的效果却不一定卓越，有时他们的反对，反而造成一种反效果。

在这样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我们一些看法相同的朋友，觉得自己像斗鱼，也许是好斗成性使我们仍坚持立场，但是我相信，除了嫉恶如仇外，一定还有些什么，除了做斗鱼之外，一定应该还有一些更人本思想的目标。

龙年

我也尝试看在想，什么才是更高层次的奋斗目标呢？我把龙应台为《烟幕》所写的序文再拿出来看，前半部是一个六岁印度小孩拉吉夫的故事，一开始拉吉夫已经被永备化工的氰酸毒气毒死，他身为洗槽工人的父亲，在泄气的当时，已先拉吉夫而亡。这样的故事与相同的感动，我曾在读《野火集》时感受到，特别是读到《不会"闹事"的一代》。这篇文章刊出时，我并不在台湾，几乎是同时，我也经历了这篇文章一开始，引述自《纽约客》上的一个故事。

我的故事则发生在旧金山，站在渔夫码头附近的戏院前，挣扎着该不该进去看那部叫《龙年》的电影，看看电影的海报，中国人的形象已经有改善，不再是福满州或陈查礼之类的妖怪，然而骨子中应该仍是一部辱华电影，脑中闪过的是昨天电视新闻，此间华人抗议的画面，不看是敌忾同仇，看呢？回台湾后多一个吹牛话题，因为台湾势必是会被禁演的。最后我还是决定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