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之变 精彩片段：
外一章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第五节 藩镇割据
唐肃宗即位后，以广平王李俶（后改名李豫）为天下兵马元帅，开始了反攻。至德二年（757年）正月，正当唐将郭子仪、李光弼等奉命收复洛阳、长安两京之际，叛军内讧，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等所杀。唐军趁机反攻，又借来回纥兵助援，于九月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安庆绪退保邺郡（今河南安阳）。另一主要叛将史思明投降，唐肃宗以其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河北复为朝廷所有。
镇守于太原的李光弼认为史思明终究还要叛乱，就劝唐肃宗任命乌承恩为范阳节度副使，使之与阿史那承庆共图史思明。但此事被史思明查出，杀死了乌承恩，并积极筹划再次起兵，后重新占领洛阳。
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史思明被其长子史朝义所杀。史朝义于洛阳称帝，改元显圣，密使人至范阳杀其异母弟史朝清及不附己者。其部自相攻杀，数月范阳方定。
宝应元年（762年）四月，太上皇唐玄宗及肃宗相继去世，宦官李辅国拥立太子李豫即皇帝位，是为唐代宗。唐代宗任命长子李适（音kuò，同扩）为天下兵马元帅，会诸道节度使及回纥于陕州，共同进讨史朝义，史朝义兵败后北逃。
而中原百姓的苦难并没有结束，因为唐朝廷向回纥借兵，事先与回纥有约定，答应收回洛阳后，财宝皆归回纥所有。“回纥入东京，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朔方、神策军亦以东京、郑、汴、汝州皆为贼境，所过虏掠，三月乃已。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之前，士民很多次对胜利抱有希望，现在“胜利”已经来临，结果反而更加失望。
史朝义逃回老巢范阳后，其得力部将薛嵩、张志忠、田承嗣、李怀仙相继归顺唐朝廷。史朝义见大势已去，打算离开中原，投奔奚和契丹，结果被李怀仙追杀。
至此，自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范阳起兵，中经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史思明再起范阳，到代宗广德元年（763年）结束战乱，前后共历七年又三个月，史称“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前，唐玄宗李隆基还只是缘边设置节度使，一切都是为了边防的需要。而安史之乱时，唐朝廷为了平叛的需要，开始在内地也设置节度使（多为掌兵的刺史），凡是叛军南下必经之处，均设节度使或者观察使。而各地节度使甚至职位稍低的观察使却各怀私心，趁机扩大势力，藩镇危机较安史之乱前，不但没有丝毫改善，反而越来越严重。
唐代宗即位之初，正是唐朝廷平定安史之乱的最后关键时刻。为了早日平定叛乱，结束动荡的局面，唐代宗不得不对安史方面投降的将领实行姑息和安抚的政策，以致形成了河北藩镇割据的局面。
安史之乱平定后，经历了八年动荡的大唐帝国，元气大伤，早已经精疲力竭，加上屡屡进犯的吐蕃已经成为边境的一个巨大威胁，所以史朝义自杀后，唐廷并没有追究其他的安史旧部，反而就地委任他们为节度使。这些从前的叛将和唐廷在平叛过程中任命的节度使治下的领地，即所谓“藩镇”，大的有十余州之地，小的也有三四州。节度使们强迫辖区内所有壮丁从军，仅留老弱耕作，所以一般都能拥兵数万，自己任命文官武将，不缴纳贡赋，俨然独立王国。还结为婚姻，互相表里。一些强藩，如河北、山东等镇节度使，拥兵自重，父死子袭，演变成割据势力。内地节度使也不同程度地与朝廷保持着离心状态。
至此，藩镇雄据一方的局面逐步形成，朝廷中央集权大大被削弱，史称“河北藩镇，自此强傲不可制矣”。皇权低落，盛世不复再来。
唐代宗时期，势力最大、为患最烈的是成德、魏博和卢龙三镇，时称“河朔三镇”。成德镇（治恒州，河北正定），自宝应元年（762年）李宝臣开始割据；魏博（治魏州，河北大名东），自广德元年（763年）田承嗣开始割据；卢龙镇（治幽州），自广德元年李怀仙开始割据。他们各自拥兵，表面上尊奉朝廷，但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赋税不入中央。甚至节度使的职位也往往父死子继，或由部下拥立，唐中央只能加以承认，不能更改。除河朔三镇外，实力雄厚的还有六州节度使薛嵩。
各藩镇为了维护统治，除拼命扩充军队外，还挑选精勇组成亲信“牙兵”。牙兵多“父子相袭，亲党胶固”，有着共同的利益。节度使对牙兵供给丰厚，往往能得他们的死力，但这也使牙兵十分骄横，只要节度使对他们稍不如意，他们就或杀或逐，另立新主，遂形成了“变易主帅，如同儿戏”的局面。众藩镇中，尤其以田承嗣最为跋扈难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