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一指通天 精彩片段：
第三章 在风云突变中站稳脚跟
天赐良机不容错失
刚才我们说到了明朝后期的昏君屡出、宦官专权、党争严重这三大腐败现象，我们可以看出，明朝后期的统治危机已无法挽救。就在这个最为关键的时刻，明末农民起义爆发了！转眼之间，李自成、张献忠的两支农民起义军就先后占领了西安和成都，迅速建立了大顺、大西这两个与明朝对立的农民政权！
迫使大明王朝的百姓纷纷揭竿而起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政治上的统治黑暗引起的经济上的三个方面的变化——而这，恰恰是明末农民起义的原因：
第一，土地兼并。
明朝中后期除政治腐败外，经济上土地兼并十分严重。
在封建社会，土地兼并严重是政治腐败的必然结果和在经济上的集中体现。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的加剧，又加深了政治腐败和社会危机。
明朝中后期最突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莫过于土地兼并及由此导致的一系列社会危机。皇室、贵族和宦官大量侵占民田。明代皇帝带头兼并土地，建立皇庄，使土地兼并之快之猛之多，均为历史上所罕见。皇帝带头，宗室、贵戚也不甘落后，分别通过“钦赐”“请乞”（求皇帝赐田）、“投献”（农民被迫献出田产）、“占夺”和“价买”（利用权势用低价购买）等手段攫取大量土地，辟为庄田。土地兼并使大批农民逃亡，成为乞食而活的流民，国家财政收入与载籍户口也明显减少。明朝统治者害怕流民“团聚为非”，经常派兵镇压，或强迫返籍，逼得流民走投无路，相继揭竿而起。
第二，自然灾害。屋漏偏逢连夜雨。也真是不巧，明朝末年又赶上天灾不断，水旱灾害频繁，人民无以聊生。陕北地瘠民贫，饥民以草根树皮充饥，吃尽后又挖“观音土”填腹，苟延数日，最后腹坠而死。人民已被逼到了死亡的边缘，不造反别无出路。
第三，加派三饷。明末，田赋、徭役以及各种加派之多，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由于统治阶级的挥霍和军费开支的剧增，使财政危机日甚一日。最终导致了声势浩大的农民大起义。与此同时，在中国东北地区存在的大清王朝及其前身后金政权也在时刻威胁着明朝。在此情况下，明政府为维持苟延残喘的局面，加派相踵，其中危害最大的是“三饷”（“练饷”“剿饷”和“辽饷”合称“三饷”）的加派，三饷总额有时竟达一千六百七十多万两，超过正常田赋的一倍以上。在加派之中，各级官吏也借加派之名，多加派额，致使“私派多于正赋，民不堪命，怨声四起”，农民纷纷破产，十室而九空，被逼上了绝路。
明朝为了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和后金政权的威胁而加派“三饷”。加派“三饷”则激起了人民群众更大的反抗，也客观上更加增强了大清王朝的力量。对于明朝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恶性循环。
天启七年（1627年），陕北灾荒严重，陕北澄城县知县张斗耀不顾人民死活，催收甚急，人民被迫起义。王二率饥民冲进县衙，杀死知县，各地人民纷纷响应。
王二起义后，陕北各地农民纷纷响应。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先后举起义旗。其中，“闯王”高迎祥的义军是较强的一支。
高迎祥，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延安安塞县人。1628年在安塞聚众起义。1631年陕晋各路义军结成36营，高迎祥为领袖之一，称闯王。李自成投其部下，张献忠等也东渡会师。1635年阴历五月，各路义军相继入陕会师，合兵20万，由闯王统一调度。1636年阴历七月，挥师直取西安，军至黑水峪，遭到陕西巡抚孙传庭伏击，高迎祥被俘，押至北京，不屈就义。
李自成，陕西省米脂县李继迁寨（今属横山）人。说起李自成的家乡李继迁寨，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我们要据此考证一下李自成的民族所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