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商人胡雪岩5·隐患埋于巅峰 精彩片段:
第八章 身陷政治斗争,胡雪岩遭李鸿章暗中算计
遭人算计
即令如此,公文往返,也得半年工夫。其时局势又已有变化,李鸿章的回任已经定局了——从张树声父子无意间得罪了张佩纶以后,李鸿章发觉张树声对北洋有“久假不归”之势,便利用时机,极力拉拢张佩纶,走李鸿藻的路子,搞出来一个与张树声各回本任的结果。但李鸿章母丧尚不满一年,而朝鲜的内乱已经平定,不必再动用武力,就没有“墨绖从军”而且“夺情”的理由,好在洋务上棘手之事甚多,以需要李鸿章与各国公使折冲的借口,将李鸿章留了下来,等待适当的时机再颁回任之谕。
当李鸿章自合肥老家入京时,在上海住了好些日子,对左宗棠打算驱逐李鸿章势力出两江的情形,印象深刻。同时,对洋务、军务的见解,大相径庭,像中国与法国在越南的纠纷,李鸿章认为“彼欲难餍,我饷难支”,应该和平了解,决不可用武;而左宗棠主张支持助越拒法的“黑旗军”刘永福,不但以军火接济云贵总督岑毓英转以援刘,而且正式致书总理衙门,认为“主战主和,不难一言而决”,目前的情势,“不但泰西诸邦多以法为不然,逆料其与中国不协,必致事无结束,悔不可追”,就是法国亦何尝不顾虑,真要与中国开战,危险甚大,不过势成骑虎,不能不虚张声势,如果中国动摇,适中其计。他说他“默察时局,惟主战于正义有合,而于时势攸宜,即中外人情亦无不顺。”
就因为他一直有这种论调,所以朝廷特派李鸿章前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这是一个名义,实际上李鸿章并不必赴广东,在上海、在天津,都可以跟法国公使宝海谈和。但如左宗棠不断鼓吹武力干预,到最后恐终不免要到广东去指挥对法战事,那一来只怕非身败名裂不可。
当然,总署亦很持重,不会轻信左宗棠的“正义”说,只是李鸿章跟宝海的交涉,因此而愈感困难。
对法如此,对英亦常使李鸿章伤脑筋。英商的海洋电报线希望由吴淞接一条旱线到上海,左宗棠坚持不许;英商希望减轻茧捐,左宗棠亦表反对。而最使李鸿章为难的是,左宗棠倡议洋药土烟加厘一事。
“洋药土烟”皆指鸦片,“加厘”便是加“通行税”。左宗棠认为鸦片流毒无穷,主张寓禁于征,奉旨允准后,会同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威妥玛交涉。
威妥玛提出洋药进口增加税,行销内地在各关卡所征厘捐不增加,左宗棠也同意了,但每箱的进口税,中国要一百五十两,英国只愿缴八十两。相差太巨,一直没有成议。
以后左宗棠外放,交涉由李鸿章接办,而威妥玛奉调回国,希望此一交涉能如英国的条件谈成功,增添他回国以后的面子,李鸿章有心帮忙,却以左宗棠的不肯妥协,以江督的地位表示反对,搞得事成僵局。
但在事业上最大的冲突是,李鸿章原主“海防”,而张佩纶有个专设“水师衙门”创办新式海军之议,大为李鸿章所欣赏。但左宗棠一到两江,巡阅过海口及长江以后,改变了他原来“陆防”的主张,特意将水师出身的彭玉麟请了来,商量造新式兵舰,而且已经开始在办了。左宗棠首创福建船政,对此道不能说他是外行,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将来创办新式海军,左宗棠决不容北洋单独掌权。“海防”、“陆防”之争,只要打倒了他的理论,便无他虑,如今左宗棠亦主张海防,那就变成彼此竞争着办一件事,权不能独专、事不能由心,是李鸿章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
因此,无论看眼前,算将来,李鸿章认为左宗棠是非拔除不可的眼中钉。
这得从翦除左宗棠的羽翼着手。李鸿章手下的谋士,都有这样一种见解,且认为第一个目标,应该是胡雪岩。
于是上海道邵友濂,便与盛宣怀等人,秘密商定了一个打击胡雪岩的办法,在洋债还款这件事上,造成胡雪岩的困窘。
其时胡雪岩经手,尚未清结的借款,还有两笔,一笔是光绪四年八月所借的商款,华洋各计,总计六百五十万两,洋款不借商款,其中别有衷曲。原来光绪三年,由胡雪岩经手,向汇丰银行借款五百万两,借还均用实银,条件是月息一分二厘五,期限七年,连本带利分十四期拔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