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格街谋杀案_莫格街凶杀案

莫格街凶杀案

塞壬☾1☽唱的是什么歌？躲在妇女群里的阿喀琉斯☾2☽用的是什么名字？问题虽不容易回答，却并非没有答案。

——汤玛士·布朗爵士《骨灰罐葬礼》

人们在议论时常说的分析性头脑，其特征本身往往经不起分析。我们只能从它的效果去欣赏它本身。我们知道，对于具有高度分析性头脑的人来说，那头脑除了其他的作用之外，本身就提供一种妙趣横生的享受。身强力壮的人因为体能而得意，使用肌肉的活动令他痛快；同样，分析家因为解决疑难的道德问题而喜悦，即使是最琐碎的问题，只要能施展他的才华，都能给他快乐。他喜欢难题，喜欢趣谜，喜欢象形文字，每解决一个问题他都表现出一分在常人眼中的超自然的智慧。他的成就所倚仗的方法，其灵魂与精髓事实上都带有本能的意味。他解决问题的才能可能极大地受益于数学研究，尤其是分析数学——那最高级别的数学分支。分析数学之所以叫分析数学，是因为它采用的是逆推理的方法，这个命名似乎再恰当不过，其实未必公正。不过，运算本身并非分析。例如，棋手就只分析而不运算。随之而来的是，棋赛对于头脑素质的锻炼也受到极大的误解。我现在不是在写论文，而是在随意聊天，为讲述一个极其独特的故事做铺垫。因此，我愿意利用机会肯定一点：思维型头脑的力量用在朴素的十二子棋上肯定要比用在花里胡哨的国际象棋上更适用、更恰当。国际象棋各个棋子分量不同而且多变，走法也多。把复杂看作深沉是一种并非不常见的错误，于是注意力在这儿被着法大力吸走。注意力稍一松懈，就可能造成疏忽、挫折，甚至失败。着法多样而复杂就增加了失手的机会。这样，注意力集中的人就比思想敏锐的人多了十分之九的获胜机会。而十二子棋却相反，因为下法单一，变化很少，使用注意力的时候相对较少，误着的可能性也大大减少，双方都有可能获得的优势便为机敏的一方取得。具体地说，让我们假定一场十二子棋只剩下了四个国王，这时已经没有误着的可能性了。很清楚，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只能靠妙着取胜，而妙着则是精心构思的结果。没有了常见的策略，分析家就得设身处地去琢磨对手的心思，于是常常一眼就看出了那能诱使对手失误或匆匆陷于失误的独特着数来——有时简单得近乎荒谬。

惠斯特☾3☽一向以培养所谓的智力角逐能力著名。据说具有最高智慧的人都把下棋看做轻佻的事，而对惠斯特产生兴趣——一种表面上无法解释的兴趣。毫无疑问，在要求高超的分析能力这一性质上，再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惠斯特了。基督教世界最优秀的棋手可能比棋手中的佼佼者强一点，但是，玩惠斯特的才能意味着能在智力对抗的一切重要事业上取得成就。我所说的才能指的是综观全局，在比赛里尽善尽美地运用和发挥合理优势因素的能力。那类因素不但方面多、形式多，而且常常隐匿在思想的隐秘之处，为平庸的头脑所无法觉察。精心的观察就是清晰的记忆。到这个阶段为止，善于集中注意力的棋手到了惠斯特桌上也能稳操胜算。以比赛的程序为基础的霍伊尔规则是可以充分理解的，也能一般地理解。这样，记忆力良好加上按书本办事，就是一般认为的成为高手的全部诀窍。但是，表现出分析家能力的部分却超出了法则。分析家不动声色地进行大量的观察和推理，他的牌友们大概也一样。可分析家从推理获得的信息，其广度并不在于是否正确，而在于观察的质量如何。首先必须知道的是需要观察什么。我们的牌手绝不画地为牢，也不拒绝对比赛以外的东西进行推理，因为目标是比赛。他观察搭档的神色，把它跟两个对手的神色作比较。他观察另外三方理牌的方式，常常从持牌人看牌的眼神计算出一张张的王牌和胜牌。他随牌局的发展注意其他人面部的每一变化，从自信、意外、胜利或烦恼的不同表情归纳出丰富的想法。从拿胜牌的态度判断出取牌人能否在那套牌里再拿一副。他从佯攻或扔牌的神气看出对方的意图。一句随口说出的不经意的话，一次偶然的掉牌、转牌和随之而来焦灼或满不在乎的掩饰，胜牌的计算，整理牌的顺序，困惑、犹豫、烦躁或痛苦的表情，这一切都把真实情况透露给了他那表面看上去像是出于本能的感知。牌出到第二三圈上，他已对每家的牌了如指掌，随后打出的牌目的性绝对明确，好像另外三方的牌都摊到了桌子上。

不能把分析能力跟简单的聪明混为一谈，因为分析家虽然必须聪明，聪明人却常常惊人地拙于分析。聪明常常表现在贯串能力和组合能力上，骨相学家常常为它指定一个专门器官，假定它是一种原始的才能。我认为他们错了。某些在其他方面智力接近白痴的人身上也常有那种能力，这已经引起了描写道德的作家们的普遍注意。聪明跟分析力之间的差距事实上比幻想和想象力之间的差距还要大得多，不过，其性质却非常相似。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聪明人往往有很多幻想，而真正有想象力的人从来都不会不善于分析。

以下讲述的故事在读者眼里可能会看作是对上面的话题的一个注脚。

18××年春天和夏初我在巴黎小住，认识了一位叫C.奥古斯特·杜邦的先生。这位年轻的先生出自高贵的家庭——实际上是辉煌的门第，但是，由于种种不幸的遭遇，陷入了极端的困顿，他只好降低了自己的期望，不再到社会上活动，也不再怀抱重振家业的希望。由于债权人的照顾，他还保留了一点残余的祖业，也就靠那点产业的收入和极端的节俭维持日常所需，也不再为追求多余的东西而操心。事实上，书本是他唯一的奢侈品，而在巴黎，书本却不难得到。

我们是在蒙马特路一个偏僻的图书馆里第一次见面的，我俩恰好都在寻找同一本极为罕见也很惊人的书。这次的邂逅密切了我们的交往，我们一再见面。我对他那小小的家庭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是他带着法国人只要谈到自己便常耽溺于其中的诚恳为我讲述的。我还惊讶于他的阅读面之广。而我最有感受的却是他那狂热、生动和新颖的想象力，它点燃了我的灵魂。我那时正在巴黎寻求当时寻求的目标，觉得跟这样的人来往是一种求之不得的事。我把这种感觉坦率地告诉了他。最后，我们做了安排，我在巴黎逗留的时期应该跟他同住。我的经济情况不像他那么拮据，容许我租一幢楼房。我们按照一种能投合我俩离奇脾气的风格布置了居室。那楼古老而别致，在日尔曼郊区一个偏僻荒凉的地方，由于某种迷信（对此我们没有追究）而长期荒废，而且摇摇欲坠。

外界的人要是知道了我们在那里的日常生活，是会把我们当作疯子看的——虽然也许是无害的疯子。我们完全与世隔绝，不见客人，事实上我把隐居地对我往日的熟人全都小心地保了密，而杜邦在巴黎已经多年没有人认识，也不认识人了。我们只孤独地过着自己的生活。

我的朋友有一种奇异的怪想（我还能叫它什么呢？）：为黑夜而爱黑夜。而我也一声不响地陷入了这种怪想，像陷入别的癖好一样，让自己彻底耽溺于那些想入非非的念头。那黑暗的神灵不能永远陪伴我们，我们却可以伪造她的存在。晨曦初露我们就拉下那古老建筑物里厚重的百叶窗，点上两支蜡烛，让它们发出浓郁的馨香和极阴森也极微弱的光。在这类措施的帮助之下，我们的灵魂便忙碌于幻梦里——读书、写作、谈话，直到钟声通知我们真正的黑暗降临。那时我们就手挽着手冲上街头，继续白天的谈话，或是作汗漫之游，直到深夜，在那人口众多的城市的光与影里寻求宁静的观察所能提供的无穷的精神刺激。

在那样的时刻我免不了注意到杜邦那独特的分析能力，而且衷心地佩服他，虽然对于他那丰富的想象力，我早有思想准备。他也似乎为自己想象力的运用（如果不是炫示的话）而获得极大的乐趣，并不为是否要承认获得乐趣而犹豫。他低声地嘿嘿一笑，向我夸耀，在他看来大部分人的心胸都是洞开着的。他总会用娴熟得惊人的直接知识来证明他对我的思想的看法。在这样的时刻，他的态度冷峻而抽象，眼里的表情迷蒙，平时浑厚的男高音变成了尖声，若不是他的叙述谨慎周到、清晰无误，竟可能给人轻飘的印象。我望着那种情绪下的他常常思考起古代的双重灵魂的哲学来，我幻想出一个双重的杜邦，并以此为乐：一个是进行创造的杜邦，一个是解决难题的杜邦。

可别以为我刚才说的话是要详细叙述什么奇迹，或是写什么浪漫故事，我对那法国人的描写只是我智力受到刺激或处于病态时的结果。但是，有个例子却能最好地传达他那时的话的性质。

一天晚上我俩沿着皇宫附近的一条肮脏的长街走去，两人显然都在沉思，至少已经十五分钟没有说话了。杜邦突然冒出了下面的话：

“他个子太小，到杂耍剧院去倒好些，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