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周围走动_有人在周围走动 奖章的两面

有人在周围走动

奖章的两面

致某天会读到它的人，和通常一样

已经迟了。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办公室对着一条阴暗的走廊，哈维尔喜欢走出办公室，抽着烟来来回回地走动，想象着左边那扇门后面的米雷耶。三年来，这是他第四次来日内瓦当临时工，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米雷耶都会热情地和他打招呼，邀请他和另外两名工程师、一名秘书、一名来自南斯拉夫的打字员兼诗人一起在五点的时候喝茶。我们很喜欢这个小仪式，它并非日常，因而并不机械，每隔三四天，当我们在电梯里或走廊上相遇的时候，米雷耶会邀请他和她的同事们在茶歇时间会面，这是他们在她的办公桌前临时决定的。或许她觉得哈维尔很可爱，因为他不会掩饰自己感受到的无聊和对于终止合同返回伦敦的希望。很难理解为什么会雇用他，总之，他对工作如此鄙夷，他在计算和设计时用日式收音机播放轻音乐，这些无不让米雷耶的同事们惊讶不已。当时，我们互相并不了解，米雷耶会在她的办公桌前待上好几个小时，为了见到她，哈维尔要在走廊里走上三十三个来回，徒劳地做着荒谬的尝试。但是，如果她出来，他们也只会随意地说几句话，米雷耶不会想到他在走廊上徘徊是因为他希望能看见自己出来，他如同游戏般徘徊着，好奇在游荡到三十三次之前，自己见到的会是米雷耶还是又一次失败。我们基本不熟，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人与人之间几乎不存在真正的了解，大家每周必须共处好几个小时，织成了友谊或敌意的蛛网，任何一阵假期或失业的大风都能把它吹散。在每年的那两周里，我们都会玩这个游戏。但是，对于哈维尔来说，回到伦敦还意味着艾琳，以及某种曾经带来过欲望和愉悦的东西在缓慢却无法遏止地堕落，艾琳，她是一只能爬上小木桶的猫，她在厌倦和习惯之间玩着撑竿跳。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他仿佛是在城市里进行着野外游猎，艾琳陪他去皮卡迪利圆环猎羚羊，去汉普斯特西斯公园露营、生篝火，一切仿佛是一部快进的默片，直到最后那场在丹麦或罗马尼亚进行的爱情奔跑，突然出现他们熟悉却不愿承认的分歧，在纸牌游戏中调换位置后改变胜率的卡片。与音乐会相比，艾琳更喜欢电影院，哈维尔正好相反；哈维尔独自一人去找唱片，因为艾琳得洗头，她只有在真正无所事事的时候才会洗头，她抱怨着卫生问题，拜托你帮我洗下脸，我的眼睛里进了洗发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第一份合同寄到的时候，他们之间已经无话可说，只剩下伯爵宫的公寓依然伫立，重复着清晨的日常，爱情如同热汤或《泰晤士报》，如同罗莎姨妈和她在巴斯农庄度过的生日，如同燃气发票。这一切都已经变成了一团混沌的虚无，一个不断重复、自相矛盾的逝去的现在，当哈维尔在办公室走廊上徘徊时萦绕着他，二十五次，二十六次，二十七次，或许在第三十次以前，门会打开，米雷耶会出来说声嗨，她可能会去小便，或者去找那个鬓发花白的英国统计员查数据。皮肤黝黑、沉默寡言的米雷耶，高领上衣下面的脖子那里应该有某种东西在缓慢地跳动，一只生活没有起伏的小鸟，一位遥远的母亲，一段不幸的、无疾而终的爱情，米雷耶已经算得上是大龄未婚女性了，她有些像文员，但有时她会在电梯里吹口哨，吹的是马勒的曲子；她从不随便穿衣服，几乎总是穿着深色的衣服或者套装，这与她的年龄过于匹配，一种过于沉闷的谨慎。

这些只是两人中的一人写下的，但是无所谓。虽然我们已经永远不会在一起了，但这就像是我们共同写下的文字。米雷耶会继续住在日内瓦郊区的小房子里，哈维尔则会周游世界，然后带着苍蝇般的执着回到伦敦的公寓，这只苍蝇上百次地停在他的胳膊上，停在艾琳身上。我们写下这些文字，如一块奖章在同一时刻既是它的正面又是它的背面，它们只在生活相对放置的两面镜子里见过彼此，往后再也不会相见。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究竟哪一方会更深刻地感受到对方不在场。每一方都有自己的方式，米雷耶有时会一边听勃拉姆斯的五重奏一边哭泣，她独自一人待在傍晚的客厅里，深色屋梁，乡村风格的家具，花园里玫瑰的芳香不时地飘进屋里；哈维尔不会哭泣，他的眼泪情愿浓缩成噩梦，残忍地把躺在艾琳身边的他叫醒，他喝白兰地、写作，以此摆脱噩梦，他的文字本身与噩梦无关，但有时未必如此，有时他会把它们写成无用的文字，有时他会变成主人，决定哪些内容会被记录，哪些内容会逐渐滑入第二天虚假的遗忘之中。

我们俩以自己的方式明白，有错误出现了，那是一个可以挽回的错误，我们却无力挽回。我们可以肯定，我们从没有评判过对方，事情就这样发生，我们单纯地接受了，我们已经竭尽全力。我不知道当时我们有没有思考过骄傲、放弃、失望等等的力量，是不是只有米雷耶或者哈维尔思考过，而另一方却接受了它们，认为它们是无法避免的，并向容纳他们、压迫他们的体系屈服了。现在可以轻而易举地说，一切取决于瞬间的背叛，取决于点亮床头灯的动作（当时米雷耶不想让床头灯亮着），取决于让哈维尔整晚留在她身边的决定（当时他正在找衣服，准备重新穿上）。很容易就能将过错归结于行事谨慎，或者无法表现得粗鲁、固执或者慷慨。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最单纯或最无知的人身上，或许一记耳光、一声辱骂中包含着慈悲和正确的道路，尊严却礼貌地禁止我们走向它。我们对彼此的尊重源于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拉近了我们的距离，近得就像奖章的两面；作为奖章的两面，我们接受这个事实，米雷耶沉默不语，她冷漠而沮丧，哈维尔低声和她说着自己荒谬的希望，最终，句子还没写完的时候，最后的信写到一半的时候，他停了笔。毕竟，那时我们只剩下、现在也只剩下那悲凄的任务：继续做个体面的人，继续带着那徒劳的希望生活，希望遗忘不要彻底将我们遗忘。

一天中午，我们在米雷耶家里见面，她几乎是迫不得已地邀请他和其他同事一起吃午饭：他们在米雷耶的办公室里喝茶的时候，加布里埃拉和汤姆提到了这顿午饭，她不能把他排除在外。哈维尔觉得，米雷耶邀请他只是出于社交压力，这让人难过，但他已经买了一瓶杰克丹尼威士忌，而且已经很熟悉日内瓦郊外的那座木屋、那座小玫瑰花园和烧烤架，汤姆在那里喝鸡尾酒，播放着一张披头士的唱片。这张唱片不是米雷耶的，它肯定不会出现在她严肃的唱片柜上。加布里埃拉已经开始转圈了，对于她、汤姆和半个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来说，如果没有这种音乐，空气将变得无法呼吸。我们没有说很多话，突然，米雷耶把他带到了玫瑰花园，他问她喜不喜欢日内瓦，她只是看着他，耸了耸肩。他看见她忙着清理杯盘，听见她说了句脏话，因为她手中出现了火花，记忆的碎片逐渐聚拢，也许那是他第一次渴望她，刘海划过她黝黑的额头，蓝色牛仔裤凸显出了她的腰线，那把有些严肃的声音大概会唱民谣，她只需用那仿佛长满苔藓的低声细语，就能说出重要的话来。周末，他回到了伦敦，而艾琳在赫尔辛基，桌上放着一张纸条：一份报酬丰厚的工作，三个星期，冰箱里还有鸡肉，爱你。

他下次来实习的时候，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如火如荼地举办了一场高水平的会议，哈维尔不得不认真工作。他在五楼和街道之间哀怨地把这事讲给她听，米雷耶似乎替他感到遗憾，她提议去听一场钢琴演奏会，他们去了，两人都喜欢舒伯特，但其中一人不喜欢巴托克，他们去了一家几乎空无一人的咖啡馆，她有一辆旧英国车，把他送回了宾馆，他送给她一张牧歌唱片，他很高兴她没有听过，这样他就不用再换一张了。星期天，田野，极具瑞士风格的下午清新透明，我们把汽车停在一座村庄，在麦田里穿行，突然，哈维尔对她说起了艾琳，只是作为一种谈资，他其实没有这么做的必要。米雷耶沉默地听着，她没有对他表示同情，也没有发表评论，然而，他倒是莫名地希望她能这么做，因为他期待她显露出与自己相似的情绪，他想温柔地吻她，把她抵在树干上，熟悉她的嘴唇、她的嘴。回去的路上，我们几乎没有聊关于自己的事，我们沿着小路随意行走，每拐一个弯就会有新的风景，蘑菇，奶牛，银白色云彩点缀的天空，一张美好周日的明信片。但是当我们沿着架满篱笆的山坡往下奔跑的时候，哈维尔感觉到米雷耶的手离自己的手很近，他握住了它，他们继续奔跑，仿佛在互相推搡。他们坐在汽车里，米雷耶邀请他去自己的木屋喝茶，她喜欢管那座房子叫木屋——因为虽然它完全不是木屋，却有许多木屋的特点——还喜欢听唱片。时间停顿了，一根线条突然停止作画，直到找到了新方向，它才会在画纸的另一边重新开始。

那天下午，我们做了清晰的总结：马勒可以，勃拉姆斯可以，整个中世纪的音乐都可以，爵士不行（米雷耶），爵士可以（哈维尔）。我们没有交流其他的音乐类型，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皮埃尔·布列兹和约翰·凯奇（虽然他们还没有聊过他的作品，但是米雷耶肯定不喜欢凯奇，她很可能不喜欢音乐家布列兹，但会喜欢指挥家布列兹，这可是重要的差别）的音乐都亟待探索。三天后，我们去听了一场音乐会。我们在老城区吃晚饭，收到了艾琳寄来的明信片和米雷耶母亲的信，但我们并没有讨论它们，一切依然是勃拉姆斯和勃拉姆斯喜欢的白葡萄酒，我们敢肯定，勃拉姆斯一定喜欢喝白葡萄酒。米雷耶送他回了宾馆，他们亲吻了彼此的脸颊，不像平常亲吻脸颊的时候那样迅速，但依然只亲吻了脸颊。那天晚上，哈维尔回复了艾琳的明信片，米雷耶在月光下给她的玫瑰浇水，这并不是出于浪漫主义情怀，因为米雷耶并不浪漫，只是因为睡意迟迟不来。

我们没有谈论过政治，只有零星的评论慢慢显示出我们的差异，而且显露得仍不完整。或许我们并不想面对这种差异，因为懦弱吧，有可能。办公室的茶歇时间将矛盾激化了，打字员兼诗人恶狠狠地批判了以色列人，加布里埃拉觉得他们很不错，米雷耶只说了句他们有权利这么做，真见鬼，哈维尔冲她微笑，并没有嘲讽的意思，他发现同样的话恰好也可以用来形容巴勒斯坦人。汤姆希望他们能够与维和部队和其他国家达成国际协议，剩下的事就是茶水和一周工作的预报。我们会严肃地谈论这一切，但现在我们只想看着对方，保持各自良好的情绪，想着我们很快就会迎来维多利亚音乐厅的贝多芬音乐会。我们在木屋里谈论这场音乐会，哈维尔带了白兰地和一个可笑的玩具，他以为那个玩具米雷耶肯定会很喜欢，她给它上了发条，和善地看着它做出奇怪的动作，然后把它放进了柜子里，尽管如此，她还是觉得它愚蠢至极。那天下午播放的是巴赫的音乐，还有罗斯托罗波维奇的大提琴曲，日光渐渐下沉，像盈满泡沫的酒杯里的白兰地。那默契的沉默最能体现我们的本性，在此之前，我们从不需要否定彼此的想法，也不需要保留自己的意见。后来，换了张唱片，他们才开始交谈。哈维尔说话的时候看着地面，他只问了句，能不能知道她了解了关于自己的哪些事情，他的伦敦和他在伦敦的艾琳。

没错，她当然可能知道了，但她并不知道，无论如何，现在她并不知道。年轻的时候，有一回，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有一句“好吧，有时候一切都非常沉重”。哈维尔在暗处，他觉得他听到的话似乎是潮湿的，瞬间的退让，但是她已经用袖子的反面擦干了眼睛，没有留给他时间继续提问或者道歉。恍惚间，他用手臂环抱住她，发现她并没有露出拒绝他的表情，但她似乎身处别的时空。他想吻她，但她躲开了，低声说着温柔的借口，再喝点白兰地吧，不用管她，不用坚持。

一切都慢慢地混在了一起，我们不会记得这几周之前或之后的细节，不会记得散步或音乐会的顺序，也不会记得博物馆里的约会。或许，米雷耶更能理清这些顺序，哈维尔只是摊开了自己手上为数不多的几张牌，他即将返回伦敦，艾琳，音乐会，他从一句话就听出了米雷耶的宗教，她的信仰和价值观，对他而言，这些只不过是对总有一日会成为过眼云烟的当下所抱有的期待。在一间咖啡馆里，我们笑着为谁买单而争吵，像老朋友一样看着对方，突然成了彼此的同志，我们说了些无意义的脏话，如同两只熊在打斗玩耍。回到木屋里听音乐的时候，我们拥有了另外一种交谈方式，那双手用另外一种亲昵的方式推着对方的腰进了门，哈维尔拥有了自己找杯子的权利，还可以要求不放泰勒曼的曲子，先放洛蒂·雷曼的，还可以要求在威士忌里加很多很多的冰块。一切似乎都被微妙地搅乱了，哈维尔感觉某种东西让他心烦意乱，他却不清楚原因。事情在发生之前就已经发生了，过去没有人赋予他这种权利。播放音乐的时候，我们从不看对方，只需坐在旧皮革沙发上等待夜幕降临，倾听洛蒂·雷曼的音乐。他寻找她的嘴巴，他的手指揉擦着她隆起的乳房，米雷耶一动不动，任由他亲吻自己，她回应了他的吻，她只屈服了一瞬间，唇齿交融，但她一直没有动。他把她从扶手椅上抱了起来，她没有任何反应，他含糊地说着自己的请求，他要带她经历在第一级楼梯上、在属于他们的整个夜晚里即将发生的一切，而她沉默不语。

他也在等待着，他以为自己明白了，于是道了歉，但在此之前，他的嘴仍然贴着她的脸。他问她为什么，问她是不是处女，米雷耶低头否认，对他笑了笑，仿佛这个问题愚蠢而且毫无价值。他们吃着甜点，喝着酒，又听了一张唱片，天色完全黑了下来，他得离开了。我们同时起身，米雷耶任由他抱着，仿佛失去了所有的力气，他再次低声向她倾诉自己的欲望，而她什么都没有说。他们走上了狭窄的楼梯，在楼梯平台处分开，房门打开，灯光亮起，此时出现了一阵停顿，等待的要求，长久的消失，与此同时，哈维尔在卧室里觉得仿佛离开了自己，他无法说服自己不该让这件事发生，这样做是不行的，中途的等待，可能的措施，几乎有些卑鄙的步骤。他看见她裹着白色海绵浴袍回来了，她走到床边，手向床头灯伸去。“别关。”他求她，但米雷耶摇头拒绝了，她关上了灯，任由他摸黑脱衣服，在床边摸索，在黑暗里贴着她静止不动的身体。

我们没有做爱。我们还差一步，哈维尔用他的双手和嘴唇熟悉那副在黑暗中等待他的沉默的身体。欲望是另一回事，他想借着灯光看她，看她的乳房和腹部，抚摸她的背脊，他想看见自己的手滑过米雷耶身上，想将快感之前的快感分割成数千份。在彻底的沉默和黑暗中，他从看不见的、沉默的米雷耶那里感受到了距离和羞涩，一切都屈从于一种半梦半醒间的不真实感，其实，他也无法面对她，无法从床上起来开灯，无法再次寄予必要而美丽的愿望。他隐约地想，等她熟悉他之后、等真正的亲密行为开始之后会怎样，但沉默、黑暗和衣柜上闹钟的嘀嗒声依然会继续。他含糊地说了一个借口，她用朋友的亲吻让他安静了下来，他压着她的身体，觉得筋疲力尽。他或许睡着了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