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影书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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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九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写完了那本书。打字机打出的原稿厚达三百多页，每一页都是我苦苦挣扎的结果。我能坚持到底，是因为除了写作，我什么都没干。我一周工作七天，每天在桌前坐十到十二个小时，除了偶尔到蒙塔古街做趟小小的旅行，采购所需的食物、纸张、墨水和打印机色带之外，我几乎足不出户。我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机或收音机，没有任何种类的社交活动。只有4月一次，8月又有一次，我坐地铁到曼哈顿的公共图书馆查阅了一些资料，除此以外我没有离开过布鲁克林半步。但我也不是真的待在布鲁克林。我待在那本书里，而那本书在我的脑袋里，所以只要我把自己关在自己脑袋里，我就可以继续写那本书。那就像生活在一间墙壁装有护垫的精神病房里，但在当时，在所有可能的生活方式当中，那是唯一让我感觉有意义的。我无法活在现实世界里，我很清楚，如果没有准备好就返回那个世界，我将会四分五裂。所以我躲在那套小公寓里，成天埋头于写作海克特·曼。那是一项缓慢的工作，甚至也许是一项毫无意义的工作，但它迫使我连续九个月把全副精力都投在上面，因此我忙得根本无暇去想任何别的东西，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没有疯掉。

4月底，我给史密茨写了封信，要求再请一学期的假。我还没有一个长远的计划，我说，但接下来的几个月除非发生什么特殊情况，否则我恐怕是不能回去教书了——即便不是永远，至少也是很长一段时间。我希望他能原谅我。并不是我对当老师失去了兴趣，我只是不能确定，当我站在讲台上对着学生们讲话的时候，我的双腿是否支撑得住。

我慢慢习惯了没有海伦和孩子们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的状况有了什么起色。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我必须重新找到一种与他人共处的方法，而在那之前，我只能算是半个人。在写作那本书的过程中，我故意拖着不去想将来的事。留在纽约，给我租的公寓添置点家具，在那儿开始新的生活，这似乎才是明智之举，然而到了真要采取行动的时候，我却做出了相反的决定，回到了佛蒙特。当时我正在辛辛苦苦地对原稿进行最后一轮修订，准备打出定稿，然后就把书送去出版，就在那时候，我突然意识到，纽约就是那本书，一旦书完成了，我也就应该离开纽约另往他处了。佛蒙特大概是我所能做出的最糟糕的选择，但那里有我熟悉的土地，而且我知道如果回到那儿，我就能离海伦更近，我就能呼吸到她生前我们曾一起呼吸过的同样的空气。这种想法令人欣慰。我不可能再搬回汉普顿的老房子，但在其他镇上还有其他的房子，只要仍然住在同一地区，我就可以实施我那疯狂而孤独的人生方案，同时也不用逼着自己忘掉过去。我还不想忘掉。时间才过去一年半，我想让悲伤继续。我所需要的是另一项可以让我投入的工作，另一个可以将我淹没的海洋。

结果我最终在西T镇上买下了一个地方，那里位于汉普顿南面大约二十五英里。那是一栋模样可笑的小房子，一座由预制板搭成的滑雪小屋，里面有电子壁炉，地板上铺满了地毯，由于样子丑陋到了极点，它反而显出某种美丽来。它没有任何魅力或气质可言，也没有什么可爱精致的细节能骗人以为这里曾经是个家。它是一座为活死人准备的旅馆，一间为饱受折磨的灵魂准备的驿站，住在这种空空荡荡、毫无个性的空间里，会让你明白：世界就是个每天都要更新的幻影。不过，尽管在设计上有种种缺陷，房子的面积结构却很理想。既没有大得让你觉得迷失其中，也没有小得让你感到身陷牢笼。一间天花板上有天窗的厨房；一间下沉式的起居室，里面有一扇观景窗和两面高度足够容纳下我那些书架的空墙；一条可以俯视起居室的凉廊以及三间大小一样的卧室：一间睡觉，一间工作，一间存放那些我再也不忍心去看但又不能让自己扔掉的东西。对于一个打算独自生活的男人，它的面积和户型都很适中，此外它还有一个优点：它完全与世隔绝。那栋小屋坐落在半山腰，浓密的桦树、云杉和枫树环绕四周，只有一条泥路可以抵达。如果不想见人，我就可以不用见人。更重要的是，根本就没有人要见我。

我搬进去那天刚好是1987年的第二天，接下去的六周时间我都在忙于具体事务：做书架，装柴炉，把汽车卖掉并换了一辆四轮驱动的皮卡。下雪时山路很险，而这里又几乎一年四季都在下雪，所以我需要一件能让我安全地上下山的代步工具，我可不想把每次出行都变成一次探险。我叫了一名水管工和一名电工来修理管道和电线，我油漆了墙壁，贮备了可以用一冬的柴火，又给自己买了一台电脑、一只收音机和一台二合一的电话传真机。与此同时，《海克特·曼的默片世界》正在迂回曲折的学院出版系统里慢慢旅行。跟其他书籍不同，学术著作的出版不是出版社某位编辑说接受或者拒绝就可以算数的。作者要把原稿的复印件寄给那一领域的各个专家，在这些人读过书稿并交出审读报告之前，你什么都别指望。由于这种审读工作的酬金少得可怜（顶多只有几百美元），加上那些专家往往都是忙于教学和自己写书的大学教授，这一过程的时间常常被拖得很久。就我来说，我从11月中旬一直等到次年的3月底才有了答复。那时我正专注于其他事情，几乎已经忘了自己曾给他们寄过稿子。当然，我很高兴他们愿意出版它，很高兴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劳动成果，但我不敢说这对我有多大意义。对海克特·曼来说，这倒是个好消息，或许，对老电影迷和研究小胡子的专家也是个好消息，但对我来说，那段经历已经过去了，我很少再想到它。偶尔想到的时候，我觉得好像那本书是另外某个人写的。

2月中旬，我收到一封从前大学研究生院同班校友的信，他叫亚历克斯·科恩伯格，如今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为海伦和孩子们举行的追悼会上，虽然从那之后我们就再没联系过，但我一直把他当作一个可靠的朋友。（他的悼函是一份辞藻优美充满悲悯的典范之作，是我收到的最好的悼函。）在信的开头，他为没有早点联系而向我致歉。他经常想到我，他说，他从小道消息听说我离开了汉普顿，在纽约待了几个月。他很遗憾我没有去找他。如果他知道我在那儿，他会极为乐意见到我。那是他的原话——极为乐意——典型的亚历克斯风格。不管怎样，信的下一段开始了，他最近应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之邀，要编辑一套新的系列丛书，世界文学经典丛书。一个名字怪怪的叫戴克斯特·菲邦的人，一个1927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工程系的校友，向他们遗赠了四点五亿美元来启动这个项目。项目计划要把那些公认的世界文学名著都放到一起，编入一套统一的丛书。从梅斯特·埃克哈克到费尔南多·佩索阿，所有的作品都要被囊括其中，假如认为现有的翻译已经不合适了，可以授权进行新的翻译。这是一项疯狂的计划，亚历克斯写道，但他们已经决定让我当丛书的执行主编，尽管多了各种额外的工作（我已经不再睡觉了），但我得承认我很享受。在他的遗嘱里，菲邦列了头一百本他想看到出版的作品清单。他是以制造建筑铝板发家的，但你可别小看了他的文学品位。清单上的其中一本书就是夏多布里昂的《墓中回忆录》。我到现在也没看过这本可怕的大部头，整整有两千页之多，但我还记得1971年的一天晚上你在耶鲁大学校园里的某处——大概就在贝内克图书馆外面的那个小广场旁边——跟我说的话，现在我要把它对你复述一遍。“这本，”你说（手里拿着那本法语版的第一卷在空中挥舞），“是有史以来写得最好的自传。”我不知道现在你是否还这么觉得，但我也许都用不着提醒你，自从那本书1848年问世以来，迄今为止只有过两个全译本：一个是1849年出的，一个是1902年出的。是时候再出一个译本了，你不觉得？我不知道你是否还对翻译有兴趣，但如果你有兴趣，如果你同意为我们翻译这本书，我会感到荣幸之至。

现在我有电话了。那并不是说我指望有谁会打电话给我，而是因为我想我应该装台电话以防万一。我在那儿没有邻居，万一屋顶塌下来或是房子着火了，我希望能通过电话求助。那是我对现实为数不多的让步之一，一种不太情愿的承认，承认这个世界上其实并非只剩下了我一个人。通常来说，我会给亚历克斯回信答复，但那天下午我打开他来信的时候正好在厨房里，电话就在那儿，在离我手边只有两英尺的台面上。亚历克斯最近搬了家，他的新地址和电话号码就写在落款下边。这一切便利实在太诱人了，于是我拿起话筒拨了号。

电话铃在那头响了四次，然后自动留言机咔嗒一声打开了。出人意料的是，里面是一个小孩在说话。说了几个字以后，我听出那是亚历克斯儿子的声音。那时雅各布年纪在十岁左右，大概比托德大一岁半——或者应该说，如果托德还活着的话，他比托德大一岁半。这个小男孩说：现在是第九局结尾。一垒二垒三垒都站好了，两人已经出去。比分是四比三，我方落后，现在轮到我上了。如果我能击球得分，我们就赢了。球来了。我挥动球棒。是个地滚球。我丢下球棒开始跑。第二垒的垒手捞起那个地滚球扔给第一垒，于是我也出去了。是的，没错，朋友们，我出去了。雅各布出去了。我的爸爸，亚历克斯也出去了；还有我的妈妈，芭芭拉；以及我的妹妹，朱莉。我们全家都出去了。请在“哔”一声后留言，我们一绕过球场回到家，就会给你们回电话。

那不过是段可爱的俏皮话，但却使我不知所措。当话音结束“哔”一声响起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与其让磁带在那里空转，还不如挂了电话。我一直讨厌对着这种机器讲话，它们让我觉得神经紧张，浑身不自在。但是听着雅各布的声音，我感到天旋地转，仿佛被击倒在地似的无法动弹，仿佛被推到了绝望的边缘。他的声音里充满着太多的快乐，他的话语里洋溢着太多的欢笑。托德也曾是个聪明伶俐的小男孩，他现在本该八岁半了，但他还是七岁，即使等雅各布长成了大人，他也还是七岁。

我给了自己几分钟调整，然后我又试了一次。这次我有了心理准备，录音再次响起的时候，我把话筒从耳边拿开，这样我就听不到了。那录音似乎没完没了，当“哔”一声终于将它们切断时，我把话筒又重新拿到耳边，开始讲话。亚历克斯，我说，我刚刚看了你的信，我希望让你知道我愿意接下这个活。由于那部书的长度，没有两三年时间，你别指望能看到完稿。但对此我想你已经心里有数了。我刚在这儿安顿下来，不过一旦我学会了怎么用那台我上周刚买来的电脑，我就可以开工了。谢谢你的邀请。我正在想方设法地找事情做，我想这份活儿会让我很享受。向芭芭拉和孩子们问好。再联系。

他当天晚上就回了电话，对我同意翻译感到既吃惊又高兴。那纯粹是瞎打误撞，他说，但不先问你一下我总觉得不对劲。我简直没法告诉你我有多高兴。

你高兴就好，我说。

我让他们明天就传一份合同给你。公事公办嘛。

随便你。说实在的，我已经想好了怎么翻译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