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½章世界史 精彩片段：
插曲
我来给你讲讲她的一些事情。时间是在半夜里，窗帘不透一点光线，街上寂然无声，只听到一位热恋男子夜归的哀怨声，鸟儿们还没开始它们例行的欢唱。她侧身躺着，背朝着我。黑暗里我看不见她，但听着她安静起伏的呼吸声，我可以为你描绘出她的体形。她高兴时可以一睡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在黑洞洞静悄悄的深夜，我观察过她，我能保证她一动不动。当然，这也许只能归结于消化良好和梦寐恬淡，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幸福的征兆。
我们两个夜里睡觉是不一样的。她像是随着温馨的潮汐轻柔摇曳而安然入睡，又满怀信心地漂游到天明。我可不那么甘愿睡着，而是奋力劈波斩浪，要不是为舍不得一个好日子离我而去，就是为一个倒霉日子耿耿于怀。我们无意识的那段时间里各自涌动着不同的意识流。我时常发现自己因为害怕岁月流逝和死亡而滚下床，因为一阵空虚袭来而惊慌失措；我醒来后双脚沾地，两手抱头，徒劳地（不善言辞很窝囊）大喊“不，不，不！”这么一来她只好抚慰我，让我平息下来，好像是在清洗一条刚从肮脏的河流中一路狂吠着回来的狗。
她的睡眠被打断的次数比较少，有时她睡到一半会尖叫起来，这就轮到我怀着护卫之心急切不安地翻到她那一侧。我彻底醒了，而她却透过睡意矇眬的嘴唇向我吐露她失声叫喊的起因。“一只很大的甲虫。”她会说，好像要不是那么大，她就不会找我的麻烦了；或者“台阶很滑”；或者“很讨厌的东西”。（这在我听来莫名其妙，说了等于没说。）然后，因为赶走了这只湿漉漉的癞蛤蟆，从她的系统内清掉了这污泥浊水，她叹口气，又回到洁净的睡眠。我躺着睡不着，手抓一只黏乎乎的两栖动物，一把烂泥碎渣在两只手上翻来掉去，又惊吓又钦佩。（顺带一句，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做的梦更加了不起。睡眠使恐惧民主化。在这里，丢一只鞋或没赶上火车的恐怖和游击队进攻或核战争的恐怖在分量上是一样的。）我钦佩她，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人每天夜里都要睡觉，没完没了，一直到死，而这件事在她调理得比我要强多了。她搞得好像是个老练的旅行家，一个全新的机场对她来说全然不在话下。而我夜里人躺在床上，却像持一本过期护照的人，推着一辆轮子吱吱作响的行李车走向错误的行李转盘。
不管怎么说……她睡着了，侧着身子，背朝着我。常用的办法加上调整睡姿都没法让我入睡，于是我决定让自己偎依着她柔软身躯的曲线。我移动并把小腿紧靠着她在睡眠中肌肉放松的小腿肚，她感觉到我在做什么，半睡半醒之中举起左手将披在肩上的头发撩到头顶上去，裸露出颈背让我偎依。每次她这么做，我都为这种从不走样的睡眠礼遇感受到爱的震颤。我两眼噙泪而刺痛，强制自己不要把她弄醒，向她表白我的爱。在那一刻，她无意识地触到了我对她的感情的某个隐秘的支点。她当然并不知道；我从来没告诉过她夜里这个微小精细的愉悦。不过，我想我此刻是在告诉她了……
你认为她这么做时实际是醒着的？要我说，这听起来像是一种有意识的客气——一种表示好意的动作，但不能以此证明爱在意识表层的下面扎了根。你持怀疑态度是有道理的：我们对相爱者的沉湎应当适可而止，他们在追慕虚荣这方面可以赶上政客。不过，我可以提供更多证据。你知道，她的头发一直披到肩膀。但在几年前，他们向我们保证夏天会大热好几个月，她就把头发剪短了。她的颈背暴露在外，可以整天地吻。黑暗中，当我们躺卧在一条床单下，我会像卡拉布里亚人一样出汗，此时夜晚中间的一段变短了，但还是有些难捱。这时，我把身子转向她朝我一侧成放松的S形的身体，她就会发出一声喃喃细语，要把那已经剪去的头发从她的颈背往上推。
“我爱你，”我悄声对睡眠中的颈背说，“我爱你。”所有的小说作家都知道，他们的艺术讲究婉转而忌讳直露。如果受到了说教方法的诱惑，作家应该想象一个潇洒的海船船长注视着眼前的风暴，忙着操纵镶有金边的把手转轮上的一个个仪器，顺着传声筒往下发出简练的命令。可是甲板下什么人也没有，引擎室从来就没有安装，船舵几百年前就断了。船长可以做得像模像样，不但做得让自己相信，甚至连一些乘客也信以为真；但是，他们的漂浮世界能否脱险不是取决于他，而是取决于狂风怒涛、冰山暗礁。
即使这样，小说作家有时对小说中的拐弯抹角感到不耐烦也是正常的。埃尔·格列柯在托莱多的《奥尔加斯伯爵的葬礼》下半部分画了一排面容瘦削的戴着又硬又宽的皱领的悼亡者。他们朝这边、朝那边凝视，做出一副悲伤的样子。他们当中只有一个径直往画外看，他用一种阴郁反讽的眼光盯着我们——而且是一种不带一点得意的眼光，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注意到。传统认为这个人物就是埃尔·格列柯自己。这是我干的，他说，这是我画的。应由我负责，所以我就面对着你们。
同散文作家相比，诗人写爱情好像更加容易。首先，他们拥有灵活变通的“我”（我一说“我”，你就会想在一两段文字里搞清楚我是指朱利安·巴恩斯，还是指哪个凭空造出来的人；诗人可以在两者之间摆动，在深厚感情和客观性两方面都讨巧）。还有，诗人好像能把糟糕的爱情——自私的、龌龊的爱情——变成好的爱情诗。散文作家就没有这种巧妙的不诚实的变换能力：我们只会把痛苦的爱情写成描述痛苦爱情的散文。所以，在诗人对我们谈爱情时，我们很艳羡（也有点不信任）。
他们写起所谓爱情诗之类的东西。还收集成册，叫做《大情人圣瓦伦丁世界爱情诗大全》之类的。还有情书，也收集成册，叫做《金鹅毛笔情书宝库》（可以邮购）。可是，没有一种样式可以冠以爱情散文的名称。听着就不对劲，简直就自相矛盾。《爱情散文：苦干家手册》。要到木工专业书柜去找。
加拿大作家梅维斯·加兰特这样写道：“关于夫妻实情的奥秘几乎是我们仅剩的真正的谜，如果连这个谜也被我们穷尽，就再也不需要文学了——真是那样，也不需要爱情了。”第一次读到这里，我在页边做了一个国际象棋的记号“！？”，表示一步棋虽然有可能是个妙招，但多半不太牢靠。可是，这一观点越来越让我信服，那记号就变成了“！”。
“我们留存后世的是爱情。”菲利普·拉金☾1☽的诗《阿仑德尔之墓》最后以这一句谨慎地结束。这一行诗让我们感到吃惊，因为诗人作品中多半是挤出来的表现理想破灭、哗众取宠而又毫无意义的诗句。我们愿意受感召而振作起来；但我们应该先做出一个散文式的愁眉苦脸，对这一华彩诗句设问：这是真的吗？我们留存后世的是爱情吗？这么想倒不坏。如果我们死后，爱情依旧是发光的能源，这倒使人欣慰。早期的电视机在你关机时会在屏幕中央留有一个光斑，开始有一个弗罗林金币那么大，慢慢变小，最后消失在一点上。我小时候每天晚上都要看这个过程，心里有几分想要挡住它（而且以少年的忧郁眼光，把它看做是人类生存的微点无可挽回地消失在黑暗的宇宙之中）。爱情会像这样在电视机关掉后再亮一会儿吗？我自己看不到：一对恩爱夫妻中仅存的一个如果死去，爱情也就死了。我们死后如果还能留存什么东西的话，那多半是别的什么东西。拉金身后留存的不会是爱情，而是他的诗：这是很明显的。我每次读到《阿仑德尔之墓》的结束句，总是会想起威廉·赫斯基森。他是个政治家和金融家，在他那个时代很出名；但是，我们现在之所以还记着他，是因为一八三〇年九月十五日，在利物浦至曼彻斯特的铁路通车时，他成了第一个被火车轧死的人（他成为了，被变成了这个）。他爱过吗？他的爱情长久吗？我们不知道。他死后留存的只是他最后不当心的一刻；死亡把他凝固为一个浮雕像，昭示文明进步的实质。
“我爱你。”首先，我们最好将这几个词束之高阁；放进玻璃板后面的方盒子里，那玻璃板我们非得用臂肘才能击碎；放到银行里。我们不应该把这几个字眼像一管维生素C一样在屋里到处乱放。如果词语信手可得，我们就会不假思索地使用；我们就抵挡不住。哦，我们说是抵挡不住，但是我们可以做到。我们可以喝醉，或者寂寞，或者——最有可能——干脆来它个见鬼的满怀希望，这样一来，这些字眼就消失、耗尽、染污。我们觉得自己可能在爱，我们试着用这些字眼，看看是否贴切。在没听到自己说些什么之前，我们怎么能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别来这一套，那是站不住脚的。这些是堂皇的字眼，我们必须确保自己配得上它们。再听听这几个词：I love you。主语、动词、宾语：朴实无华，蕴意无穷。主语是一个短小的词，喻示爱者的自谦。动词较长些，但不带歧义，在传递心声的瞬间，舌尖急速从腭部弹开以发出元音。宾语和主语一样，没有辅音，发音时嘴唇向前突出，好像要接吻。“我爱你。”听起来多么认真，多么厚重，多么意味深长。
我想象世界上各种语言在发音方面有某种巧合。它们共同决议，这句话必须永远听着让人为之努力，为之奋斗，受之无愧。Ich liebe dich：深夜，嘴里含着香烟，说悄声话，主语和宾语正巧押韵，十分悦耳。Je t'aime：则是另一种程式，把主语和宾语先放到一边，这样就可以充分体味表明爱慕之心的长元音。（语法上也是叫人放心的：宾语放在第二，被爱者不至于突然变成另一个什么人。）Ya tebya lyublyu：宾语又一次放在令人宽慰的第二位置，但是这一次——虽然主语和宾语有押韵的意思——喻示着困难，有障碍要克服。Ti amo：也许听起来有点过于像开胃酒，但在结构上却充满了说服力，主语和动词，执行者和行为，都包含在同一个词里。
请原谅这种业余的分析方法。我会很乐意将这项研究工作交给某个致力于扩展人类知识总量的慈善基金会。让他们委托一支研究队伍仔细分析世界上所有语言的这一句话，看看有什么变化，找出其发声对听者有什么意义，调查幸福尺度是否随措词的丰富程度而改变。听众席有一个提问：有没有这样的部落，他们的词汇里没有我爱你这几个词？或者这些词都消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