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徒 精彩片段：
附录
众人皆醉我独醒☾1☽——评刘以鬯的《酒徒》中的先知角色及其他
陈云根
《酒徒》出版于一九六三年，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西方意识流技巧写作的小说。全书分四十三章，描写一个有深厚文学素养和敏锐文学触觉的职业作家的堕落经过——从一个有志兴办一本严肃文学杂志的作家降格至一个专写黄色小说赚钱买醉的酒徒。酒徒借酒消愁，逃避职责，遁入潜意识的梦幻世界中。在书中，酒便是从现实世界到梦幻世界的媒介，也是刘以鬯用意识流技巧写作的充足理由。
我们看事物的方式足以影响我们对外界真实的认知。因此，要了解《酒徒》这部小说的内容，应先从它的技巧入手。作者在小说中采用了崭新的小说叙事手法——意识流（StreamofConsciousness）。“意识流”一词由现代心理学家威廉·占姆士（WilliamJames）具体提出，是指一个人的知觉和心智——情绪反应从最低的未宣诸口（non-verbalised）的阶段至成文（articualated）的思维的全部历程，其假设是一个人在某一时空下，他的意识流是所有知觉的混合，是无尽的感受、思维、回忆、联想和反省的流动。于是，作家若要描写人类在某刻意识内流动着的真实，他便要用一些庞杂的、断截的和非逻辑的语言去捕捉这些未经处理（unresolved）的内在真实（innerreality）。传统的写实主义小说作家用周延绵密的叙述技巧创造一个史诗式的世界，用外在的、逻辑的必然性来经营小说的情节和结构，并企图以该等理性结构解释世界。现代的意识流小说作家容忍作品不完整、不确定，也不刻意经营人类生命的规则，他只想将主人公的内在真实再度呈现在观众眼前。构思小说时，他主要以内在的心理联想为叙事所依，他并不企图以理性侵吞真实，他接受了现实的“不可解释性”（unexplanibility）。他的责任，不过是将人类心灵中未经理性处理过的整体经验再度呈现。
意识流小说的出现和刘以鬯用之写照六十年代的香港是毫不偶然的。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的传统价值和信仰出现危机，而现代的工商业不断成长，知识和学术不断创新，一方面是百物俱陈、百家争鸣，另一方面却是失去主导、失去正统。一切都以黑白混淆的“灰色形态”出现，是非对错失去标准，人们各据阵营，互不侵犯，互不理会。高文化和流行文化的界限日渐模糊，没有人再尝试匡谬正俗。雅俗不分其实是中产阶级文化的特色，中产阶级崛起于平民，他们想攀附贵族文化以自重，却无法褪去陋俚的本色。于是，活在他们心中的艺术是略带少许仅供装饰用的高艺术气质的流行文化，金庸的武侠小说和亦舒的言情小说正是迎合了这群雅俗不分的人的胃口。同理，《酒徒》中，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占了纯文学的地盘，令酒徒啼笑皆非，这便是香港文化形态的反映。刘以鬯笔下的香港社会，正好就是一个黑白混淆、雅俗不分的工商业城市，令人无所适从，纵有冲天壮志亦只好困于无奈，原因是根本无从奋斗。小说中的酒徒其实连做一个传统的战败者的资格都没有，原因是根本他没有遇上战场。
一个纯文艺工作者可以挨穷，可以被政治迫害，但绝不可以抵受观众的冷漠。艺术是作者与观众间的一个共同的沟通境地，没有观众便做不了戏。作为一个纯文艺工作者，酒徒的沉沦早就被香港这个文化沙漠注定了。因此，刘以鬯用意识流技巧写《酒徒》是一种必需的手法，非此不足以反映时代的精神，不足以反映个人的心态——无所适从、无从判断的心态。而作为中国第一本意识流小说的作者，刘以鬯还照顾到从写实小说到意识流小说的过渡，特别用了“酒”这个媒介来衔接外在情节和内在真实，使读者易于接受。一般西方的意识流小说，如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和乔也斯的《优力栖斯》等，都异常干涩，我作为一个专攻西方文学批评的研究生都吃不消（正如我们无法释然接受爱因斯坦构思的真实时空世界一样），但《酒徒》的情节还可理解，读来非常顺滑，流动自如。而其中的“难情剧式”（melodramatic）的诙谐，如专写黄色文字的报纸编辑竟叫“李悟禅”、酒徒要写《潘金莲做包租婆》《黄飞鸿坐在女秘书的大腿上》等，都为这部森严冷峻的小说添上“安全活塞”，不致令人透不过气来。抄袭是绝对失败的模仿，刘以鬯借镜西洋之时是有其自我创造和反动的。
新的创作手法不是反传统，而是基于传统的再造和反思。《酒徒》中还有不少中国传统小说的手法和精神，如注重缀段（episode）的铺陈而不大着力于结构的经营，无“完结感”（nosenseofending），夹叙夹议等（作者一面创作，一面批判文学界和社会），都在其中，限于篇幅不赘于此。作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酒徒》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地位是肯定的，它不但启后，而且承先。更且，全书通顺流畅，也达到了中国文学传统的雅俗共赏的要求。尽管纯文学不一定要如此，但刘以鬯还是做到了。
论完《酒徒》这本小说后，我们再集中分析酒徒这个人。也许一般读者的“一般见识”会不同情酒徒这个人，我见到中大图书馆馆藏的《酒徒》便充满了读者不满的眉批，但其实酒徒是一个受难先知，他并不卑鄙龌龊。他受难，因为他是先知，他洞烛先机，走在文学思潮前端，而这只会令他更孤独，原因是这样他便不会得到香港出版界和学术界（主要是一些学阀冬烘）的支持。先知是需要民众成全才能完成他的宏愿的——不论是迎上神殿或钉上十字架。不过，香港的民众都去看“四毫子小说”去了，根本没人理会纯文艺，没人欣赏，也没人诅咒，寂寞的酒徒只好借酒消愁。酒对于酒徒来说，是安眠药之外的唯一选择。学术界无视文学潮流，出版商不闻不问，万一作家侥幸奋斗成功，他们便收渔利，这些都是令酒徒感到无助的。
酒徒不能死，他要看这个世界如何荒谬，先知始终是关心人的前途的。酒令他能继续麻醉自己，得以偷生：酒徒每饮了酒之后，思想便在幻想世界中驰骋，将文学和人生的真知灼见道出。在这里，酒除了作为接通梦幻与现实的桥梁外，它的象征意义更带出了小说的其他主题——智慧与力量不能同存的荒谬和人世间的麻木不仁。酒是一种嘲弄式（ironic）的象征。众人皆醉我独醒，酒徒醉后才吐出真言，才有智慧，可惜已给酒麻醉了身体，失去了奋斗和挑战现实的力量。小说中，掌握文坛力量的是奸商和出卖艺术的人（如导演莫雨），酒徒却徒有知识。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一语对酒徒是莫大的讽刺。人世间是荒谬的，力量与智慧永不能同存，依底柏斯王☾2☽在未有智慧前是盖世英雄，有了智慧后却成为盲眼浪人。在近代中国，最有慧识的政治家是孙中山先生，但手握军事力量的却是袁世凯。此外，酒象征了世界的黑白混淆和世人的麻木不仁。醉酒是介乎醒与醉之间的世界，人分不清何者为真、何者为假；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人醉了就对一切事不痛不痒。因此，林黛玉可以在塑胶厂内穿胶花、潘金莲可以做包租婆、海明威可以在香港的梯间手抱《老人与海》手稿冻僵。
比起书中另一个“文学青年”麦荷门，酒徒更痛苦。麦荷门空有热诚，对文学和世道是门外汉，他纵然失败，也是后知后觉的。酒徒却不然，酒徒是在充分知觉（full-conclous）下受苦的，他充分了解自己的处境，但却无力量去改变。
我在此得提醒读者的是，尽管酒徒纵情酒色，自甘堕落，他确是有道德良心和操守的。无疑他是堕落的，但他固执地要求他的堕落必定是“自甘”的（self-induced），他不能容忍他人使自己堕落，他可以到舞厅找杨露“做一次床上英雄”，但他却三番四次坚拒“患世纪病”的十七岁少女司马莉的色诱；同样，离开司马莉后，他也坚持不吃包租婆的软饭，不做小白脸，尽管包租婆中年寂寞，又对他百般呵护。他可以自低身价，写黄色小说糊口，但却不能降格去接受曾将他的剧本《蝴蝶梦》据为己有的导演莫雨的五十元施舍。酒徒是先知，先知可以受难和堕落，但这些必先要他充分知觉和“自甘”的。酒徒在滚滚浊流中保住了人格的最后防线，这也是可怜的酒徒最后的一点尊严了。
说过酒徒，这里谈一下《酒徒》的语文技巧。酒徒的语文技巧糅杂了（hybridisation）不同文类的表现手法。书中有戏剧式的对白直录：
——稿费怎样计算？……
——能不能明天开始发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