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泳_枪墓 三

枪墓

三

午夜时，书已经读过大半，情节紧张，我愈发精神，毫无困意。刘柳忽然醒来，问我几点了。我说，快一点了，你接着睡吧。她说，睡不着，后背怎么一直发凉。我说，不是你的后背发凉，是这个房间潮气太重，被单精湿，泛着阴气，使点劲儿都能拧出水来。刘柳说，浑身酸痛。我说，要不然这样，你先起来一下，我把外衣和衬衫都垫在被单上面，你再躺上面，多少能好一些。刘柳说，我好像感冒了。我说，实在不行，我们换个宾馆，我兜里也还有些钱，或者送你回家也行。刘柳说，算了，将就一宿，有水么，嗓子发干。我说，忘买了，只有两罐啤酒。刘柳说，来一罐吧，润润喉咙，兴许还能再睡会儿。

我伸手打开一罐递给她，她接过来，小口喝着，我将另一罐也打开，喝下一口。刘柳盯着我说，你不是不能喝酒么。我说，是，酒精过敏。刘柳说，那怎么还喝。我说，我也渴，整个晚上，基本没咋喝水。刘柳说，那你喝完酒后什么反应？我说，也没啥，头晕，脸发红，浑身起红斑，不好受，过一会儿能消下去。刘柳问我，那你现在晕吗？我说，本来不，你这一问，有点晕了。

刘柳喝完了一罐，我喝掉半罐，她把我的酒抢过来，自己继续喝，然后说，刚才我没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吧。我说，没有。她说，是吧，当时有点醉，晚上喝的米酒，后劲儿挺大，我们好像做了一次，是吧。我说，是。她说，做完我就特想撒尿，每次都是，控制不住。我说，正常，生理习惯。刘柳看见我手里一直拿着书，问我说，这本书有意思吧。我说，写得不错，氛围恐怖，也像侦探小说。她说，对，你要继续看书吗。我说，看也行，不看也行。她说，不看的话，我们就再做一次，屋里怎么这么冷。我说，好。

开始做之前，刘柳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能在上面吗，不想躺着，后背还是凉，于是我躺在下面，她骑在我身上，掌控节奏，非常投入，我的状态也比前一次要好些，但好像还是没能让她满意。做完之后，我们分别又去冲了个澡，然后躺在一起，把电视打开，她问我，现在几点了。我说，两点半。她说，我又有点困。我说，我也是，不然闭了电视睡觉。她说，别闭，有个动静，也许睡得更好。我说，也行。她说，再说会儿话。我说，说啥呢，对了，可以谈谈这本《遥远的星辰》，我马上就看完了。她说，不聊这个，说说你的作品，北方故事怎么不写下去了。我说，后来我就毕业了，找了个工作，去郊区写动画片，就没时间继续写了，再说，本来也是写着玩的，没有规划。她说，可惜了，那两篇都挺好看。我说，也就你这样认为吧，当时写得很草率，两个晚上写完，基本没改，就贴上去了，语病错字连篇。她说，这不要紧，主要是有一种很不同的气质，包括你后来写的几个随笔，回忆一些往事，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说不清楚像谁，反正我觉得不错，就几百个字，但每篇都会看好几遍。我说，惭愧，谬赞。她说，北方故事还有吗，再讲一个。我说，没了，就这俩。刘柳说，你别不耐烦啊。我说，就这俩刺激的，剩下的都很日常，吃烧卖，喝羊汤，渍酸菜，涮火锅，北方美食故事。刘柳说，不要这个，要出人命的那种，冰天雪地，白茫茫的一片，总得有点不一样的色彩点缀。我说，没看出来，你的内心原来是这样的。刘柳说，是吧，不信你数一数，看看《遥远的星辰》里面死了多少人。我说，我没有这样的故事了。刘柳说，那你现在编一个。我说，编不了，从小不会撒谎。刘柳说，那得了，我还是走吧，退房，没意思，回家睡觉，明天还得上班。我说，这么晚了，还折腾啥，那我讲一个，我听说的，真假不知，现在头晕，不一定能讲好。她说，好，你说，我闭着眼睛听，等我睡着，你就可以停下了。

我拿出手机，里面存着一篇故事提纲，很久之前开始写的，偶尔会翻出来，改几个字，但始终没有写完，我压低嗓子，盯着屏幕讲道：故事主角，年龄跟我相仿，名叫孙程。其父孙少军，年轻时下过乡，是七一届知青，在青年点与其母相识，回城之后，通过祖父的安排，同在线路大修段上班，随后两人结合，次年生有一子，即孙程，早产，体重刚过四斤，后虽精心照顾，仍瘦弱多病，不比同龄者。

八十年代末，其母托人调动工作，从此远离生产一线，转至附属医院的行政部门，较为忙碌，孙少军由于性格原因，在工作中常与领导发生争执，时而激烈，难以调和，遂申请停薪留职，坐火车去南方，学做生意，观察数月，背回来几捆皮鞋，回到沈阳时，正值冬至，走街串巷，一双也没卖出去，心灰意冷，之后染上麻将癖好，经常彻夜不归。偶尔也会出门赚钱，穿着崭新的皮鞋去蹬倒骑驴，在火车站附近拉脚儿，或去家具城对缝，赚到钱之后，除简单贴补家用之外，大部分都浪费在赌桌上。

三年之后，其母与一年轻医生交好，并再次怀孕，便与孙少军离婚，法院将孙程的抚养权判给孙少军，他开始跟着父亲一起生活，这一年里，孙程刚满七岁，默默目送母亲离开，没有叫喊，也没流泪。也是在此时，祖父双耳发聋，城区改造伊始，四面拆迁，他每日处于巨大的崩塌声响中，却置若罔闻，面容严峻，半年之后，祖父去世，葬礼冷清，悼者寥寥，火化前夜，孙少军彻夜赌博，输光现金，没钱买骨灰盒，只得从家中带去月饼铁盒，焚化过后，将其骨灰铲碎，再倒入其中，铁皮滚烫，盒盖上四字，花好月圆，孙少军捧着返程，狼狈不堪。

周围平房均已拆完，只有他们一幢矗立街边，从旁边的楼顶拉来一条长长的电线，在风雨里飘荡。父子二人相依为命，葬礼过后，孙少军痛定思痛，改邪归正，借遍故人，兑下来一家抻面店，开在卫工街的桥头，当时此地是铁西区的物流中心，跑车的司机、装卸的力工、养车的老板，都在此聚集，人声鼎沸，形似陆上码头。孙少军起早贪黑，苦心经营，一年下来，收入颇为可观，家庭经济状况有所缓和，但仍住原址，没有搬迁，旁边的高楼在一夜之间站立起身，庞大坚固，遮住全部阳光，如巨人一般，日夜俯视着这间旧屋。

经营饭店期间，孙少军与外地女服务员吴红产生感情，搬至一起生活。好景不长，夏季某日中午，两方物流人员，同在他的饭店吃饭，发生冲突，互不相让，发生激烈争斗，打完一场之后，又迅速集结人员，再战一轮，警车鸣笛，一哄而散，只留几人倒在血泊之中。其中一位伤者被砍十三刀，没抢救过来，孙少军也受到牵连，不得不将店关掉，从长计议，又回火车站拉脚儿。

拉脚儿也分帮派，东西南北，各有势力，孙少军性情愈发孤僻，不愿加入任何一方，只在周边拉些零碎的活计，三五块钱，积少成多，回家悉数交给吴红。吴红也出去打零工，她年龄不大，但幼时吃过苦，为人勤快，懂得节约，规划合理，所以日子得以维持。

一九九六年的春节，整个沈阳都极为萧条、冷清，没有一丝过年气息。早在几个月前，政府颁布禁放令，限制极为严格，周边各大鞭炮厂早已停止生产，市民没有合法摊位可以购买鞭炮，只有零星的私人爆竹厂还在运转，吴红当时在一家这样的工厂上班，每日隐蔽生产，产量小，销路堪忧。临近除夕，厂长宣布由于销售情况惨淡，产品积压过多，提前放假，工资只发一半，至于另外一半，或以鞭炮等值抵还，自寻销售出路，或等来年境况改善时，厂里再弥补回来。

吴红回家与孙少军商量半宿，决定还是要鞭炮，卖一分钱是一分钱。次日凌晨，两人头顶大雪，蹬着倒骑驴，拉回一车鞭炮，火药味道极为香浓。当天下午，吴红与孙少军分头行动，各自提着皮箱，箱里装满各种鞭炮，在市集的角落处贩卖，半天下来，吴红拖着空箱归来，鞭炮售空，神情兴奋，而孙少军只卖掉一捆闪光雷。吴红问他，卖得如何。孙红军骗她说，虽然没你多，但也不少，明天拉脚儿回来，我再继续去卖。

朗月当空，吴红与孙少军历尽疲惫，很快入眠，孙程却悄无声息地起了床，他其实一直没睡着，眼瞪天棚，内心兴奋。起床后，他披一件外套，又从抽屉里取出一盒火柴，拖着孙少军的皮箱，只身出门，绕到屋后，将箱子打开，划亮一根火柴，就着火光，开始翻捡鞭炮，他挑出一些不会发出大的声响的，逐一燃放。孙程又紧张又兴奋，先是将数支呲花插在雪堆里，间距平均，形成一排，按顺序从尾部点燃，星火绽放，大地开花，连成一片，十分壮观；再点燃几个纸蜜蜂，旋转上升，照亮空中的烟雾，又跌入到黑暗里；最后放的是细长的魔术弹，他夹在栏杆上，小心点着，然后手持尾部，斜射入空，一颗颗魔术子弹，冲得极远，在空中绽放又消逝。放完这几只鞭炮，孙程又将剩下的整理好，重又拖回屋中，蹑手蹑脚，上床睡觉，闭上眼睛，光的魔术仍在他眼前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