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沙 精彩片段：
附 经历粗粝的生活
到现在还是没有读
前年在香港一个大学讲课。有一天做班访，需要先讲一点。那一天没有事先沟通，一进门，看到讲台上的大标题为“谈谈张爱玲”。题目已经写在那里了，可是张爱玲的作品一个字也没看，没有读过。可能他们觉得这个班访不是一个正式的演讲，也不是上课，只随便出一个题目就可以。还有，他们觉得任何作家对张爱玲都是熟悉的。因为港台这里说的最多的现代作家就是张爱玲，几乎成为最重要的一位了。所以当跟大家很坦率地讲没有读过张爱玲时，下面马上发出一片“哇”。在大陆这里就不会是这样，没有读过张爱玲也很正常。
就阅读来说，有那么多作品和作家供选择，所以很多人不一定读过某个作家。不过张爱玲在大学里读者很多。可见在这个年龄段，她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没读张爱玲是一个缺憾，不是一个优点。当时就想，回去一定拿出专门时间仔细读一遍。可是回到大陆以后，到现在还是没有读，每天庸庸碌碌地忙下去。这些事情都比读张爱玲重要？也不见得。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年龄段的许多作家对读张爱玲不觉得那么迫切。
有一种很神秘的射线
写作生涯快四十年了，一个重要的现代作家没有读，这是不可原谅的缺失。读书不太重视舆论和潮流，只凭个人感觉：哪个作家有可能是重要的、急需的，一定会马上去读；大街上怎么谈论，可以不放心上。这可能是代沟问题。
一位好朋友对一个武侠作家熟得不得了，全部作品都读过，说那是一个大师。根据朋友的推荐，几部最好的都找来放在书架上，可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字也没看。生命很神秘，汉语文字符号是保存这神秘的一种，哪怕印得拙劣，摆在那里仍然有一种召唤力，一种很神秘的射线会投放出来——跟人做灵魂的沟通，暗暗发生作用，它看不见，但的确有。有些书总也不读，可能是灵魂不搭界的事。
有的书别人没有讲过，或者只在哪个地方看到几句介绍，但一下就能感到它是重要的，马上就去阅读。写作者的敏感是很神秘的——有时候面对用力推销的强调，就是产生不了一点吸引力。没读就没有发言权，根本不是说好或不好。比如前几天在文摘杂志上看到一本书出版的消息，就是E.B.怀特的《人各有异》，马上找了会网购的人买了一本。书到后什么也没干，一口气把二十多万字都读过了。这本散文集里最好的一篇还是他的代表作《重返缅湖》，就写那个咸水湖，他带着孩子到湖边去玩，玩的过程中想起自己像孩子这么大的时候，父亲带他来这里玩的情景：划船时，某些动作真像当年的父亲，还有湖的景色，全都一样。这篇文章妙极了。这本书让人印象深刻的也就是五六篇。
人对汉字这个符号敏感，有时就是几个字、一句话，就可以知道它的重要，就一定要读。有时候一本书放在那儿，还没有看，与它的关系就结束了——总认为可能有一天会读，但那是以后的事了。书和人的关系真是奇特。
有时候就像家族密码
桌子上有一本杂志，大学社科版的学报，翻了一下，许多题目真是烦琐和晦涩，读起来别扭极了。这些研究可能生僻了点——不过研究什么、要说什么，在题目上直接写出来即可，为什么会这样？很可能作者与语言的朴素而敏感的关系还没有建立，所以不得不借助其他。实际上最朴素的才最有力量，最简洁的才最有力量。文章的华美与深刻，是从内部泛出来的，而不是外在的一点装饰。这些题目说不通又通，可能都是翻译过来的外语的对应，这个对应又很难找到合适的字和词，所以很生硬。如果它造得好，就会在汉语言里得到承认，这个词汇就会慢慢入土，扎根和成熟，然后其内涵外延，整个边界就清楚了，算是活了，可以用了。大家都知道统一度量衡的道理，如果对方的一两不知等于我们多少分量，彼此怎么交换？词汇正是这样，要等待它成熟之后才可以广泛使用。如果这个词还是生僻的似是而非的，只是与洋文硬性对应，我们还是没法用。一些词用了二十年也不会成熟，因为它从诞生之初就有问题。作家韩少功在翻译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时创造了一个词，叫“媚俗”。这个词大家一看就理解，知道它的边界在哪里、包含的意思是什么。有的词汇是在很小的范围内流通的，像什么“能指”“所指”“解构”“建构”“波谱”“除魅”等，都不太好使。“文本”这个词我们常常用，但大多数时候是不必的，说“回到文本”，和“回到作品”没什么区别。尽可能把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去掉，表达才会更有力量。大学教育有时候就像家族密码一样，要传下来，就要依据家族谱系。比如西方的某类文学理论教育，一定是先告诉批评的方法，而不是怎样欣赏和阅读作品。先掌握秘宗，而后再论其他。这样就一定会将作品放在方法的框子里，整个工作也就与作品无关了——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其学术价值肯定是怪异的。
直接讲明白就好了
一个孩子非常可爱，长得白白胖胖浓眉大眼。他在高中的时候谈文学作品，悟性极高也极敏感，会把最有价值的部分一下抓住。他抓住了作品美的本质，即便他人没有看过这个作品，经他的语言表述也会受到打动和感染。这种能力是天生的，还没有被学术伤害。但是后来他考了一个有名的学校，大学放假回来再谈文学，视野开阔了，知道的作家作品的名字也多了，只是再也不像过去那么靠谱了。能有这样一个过程，将来也许会变得更好。当他本科读完了再回来谈作品，就更隔了。当顺利地读完了研究生，两三年下来之后，也就只剩下满口的怪词了，“能指”“所指”一样不缺。这个孩子基本上毁掉了。其实无论拥有多么高深的知识，还是要贴着作品走，它必须建立在对作品的感动和欣赏之上。学校的环境强大，它的整个氛围、包括空气里都是那样的一种东西，无处不在地教导人，形成一种改变的力量。几年后在欧洲的一个学术场合又一次见到这个孩子，已经是海外就读的博士了，而且再次找到了名师。当然要谈文学，结果发现一切更糟，几乎没有几句话可以听得懂。怪极了，虽然他说的是汉语，但字和词组合起来就不懂了，什么“空间的转向”，“向度总体性视域”。这孩子学问大了。那会儿尽管因为自己的无知而惶惑，但有一点还是清楚的：他在胡说八道。
家里人为这个孩子花了这么多的钱，代价多大，从小学、初中再上高中，从中国到外国，该是多么好的一条学习道路。最后成了这样：白白胖胖，戴着眼镜。跟过去不同的是，眼镜腿由一条黑色的尼龙带子连起来，像耳麦的连线。尽管如此，还是有些惋惜。他这一辈子都回不来了，已经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将来他会是学贯中西的学者，是来往于中外的文学教授。
我们谈作品，不妨采用更朴素好懂的语言。“空间转向”，“二度归范视域场态”，这到底要说什么？当然，我们不能狭隘地看待学术研究，因为它的道路是宽广的，方向是多重的，纵横交错的学术之路任人选择，可以有自己的偏好、自己的方向。西方的体系可以借鉴和学习，解剖逻辑实证这种功夫和传统绝对有用，对于中国艺术的感性把握，散点透视等会起到补充的作用，是另一条道路。中外的这种不同，就像中医和西医一样，不能肯定一方而完全否认另一方。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要质朴求实，要建立在对象的把握之上。不能因为采取了西医的办法，就完全忽视了人的存在，因为一切方法都是为人服务的，说到底还是为了诊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