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街往事 精彩片段：
第七部 日晕月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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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活到十六岁时觉得自己已经不是男孩了，可那时社会上开始把男孩女孩的标准往上提，二十五岁以下的都算，于是他又留在了男孩的行列里，等待二十五岁的来临，到那个时候不知道行情会不会又变。
男孩仍住在戴城，几十年来，这座城市始终没有广场，直到九十年代末，崭新的市政府大楼落成，那是一片空旷的花岗岩地带，四周拦起围墙，正面是一个把守森严的滚轮栅栏门，遥远的大楼在空旷地带的尽头，一座方正无误的建筑，看不清什么细节，只有分布均匀的窗口，黑洞洞的，远看像碉堡的射击孔。那片禁止入内的空旷地带永远冷清清，既不长草，也没有半只鸽子。
在他的整个青少年时代，即使是这样的广场也不曾目睹过，成天在逼仄的街巷里走来走去，人们太热衷于植树造林，假如有一大片空地，人们一定会按照某种几何图形，种上冬青，围出一块草地，留下笔直或弧形的小路供人们行走。于是，很大的一块空地最终也变成了小巷，而草坪是不允许践踏的。
小时候，姐姐带男孩去人民公园玩，那地方阴森森的，有几个草坪和一个四周堆满假山的池塘，后面还带一个简陋的儿童乐园，沿着公园的围墙种满高大的乔木，积年的落叶全在脚底下，踩着觉得软绵绵的像地毯。这是个奇怪的地方，有人爬树，有人爬到凉亭顶上，都没人管，只有在草坪中心竖一块木牌：禁止入内。其实那也不是什么草皮，根本就是些长得比较顺眼的杂草，到了星期天有很多人跨过冬青树，在草地上坐着，谈恋爱，看书，写生，什么都有。公园管理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谓法不责众。过了星期天，禁令起效了。男孩的姐姐曾经被抓到过，由于她口袋里没半毛钱，也不打算喊摄影师来解释问题，于是接受了一种极为特殊的惩罚：他们让她举着那块木牌在草地上站着，站了一个下午。
这种惩罚在男孩看来根本不算什么，从出生那天起，他就顶着歪头的名声，比木牌更可怕的东西。然而姐姐和他不一样，这是她少女时代最痛心的一次示众，她活得很成功，不能忍受这种羞辱。到十六岁时，男孩发现姐姐成了一个愤世嫉俗的女人，那年她二十一岁。
那年春天男孩知道自己的姐姐失恋了。得与失都发生在她学校里，看她那样子，爱情必然轰轰烈烈，然后像一根烧红的铁棍戳进凉水，发出呲的一声惨叫，事情就结束了。那个谁也没见过的家伙据说出国去了，他飞机后面的尾气大概就是铁棍最后冒出的一缕青烟。
后面几天姐姐回到了戴城，躺在里屋一言不发。她上大学的日子，男孩睡里屋，她回来了男孩和摄影师都得睡到吃饭间。家里就这么大地方。如此睡了三天，她出来的时候人胖了一圈，其实是肿的。
等到精神稍微好点了，她说：“他去了纽约。”
男孩说蔷薇街上的朱常勇，他去了日本，在什么地方刷盘子，他的老婆蒯红英正在和瘸子老炳轧姘头。
他的意思是，只要出国的，就会有感情问题产生。不过姐姐没听懂。“那不是一回事。”她说，“朱常勇是去日本做苦力，那个人是去美国留学。”
“反正能出国都是好的。”男孩说，“你想出国吗？”
“能有机会出去当然好，想有什么好想的？”
摄影师坐在一边忧心忡忡，偶尔扔过来一声叹息。姐姐不爱听这声音，问他：“你呢？什么时候和关文梨结婚？”摄影师觉得那根凉了的铁棍伸到自己眼前，还有点焦糊味，虽不足以烫人但也可以把人搅得一脸脏兮兮。摄影师只能说：“我暂时不会结婚。”姐姐说：“结吧，你都快五十了。我就算不出国也不想回戴城了，大学毕业我要去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