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_第二章

第二章

第二章2005年8月14日夏威夷州考爱岛人是如何成为跑步小说家的

八月十四日，星期天。早晨，一面用MD听着卡拉．托马斯和奥蒂斯。雷丁的音乐，一面跑了一小时十五分钟。下午在体育馆的游泳池里游了一千三百米，傍晚时分去海滨游泳。然后在位于哈纳雷小镇入口处的“海豚餐厅”喝啤酒，吃鱼，是一种叫“挖路”(walu)的白肉鱼，请店家用炭火烤熟了，洒上酱油。配菜则是土耳其式的烤蔬菜串儿，配以大盆的色拉。进入八月以来，到今天正好跑了一百五十公里。跑步进入我的日常生活，是在很早以前，准确说来是一九八二年的秋天。那时候我三十三岁。

稍早于此，我在千驮谷车站附近经营一家类似爵士俱乐部的店。大学一毕业(因为打工太忙，有几个学分还没拿到手，该说仍然在学)，立刻在国分寺车站的南口开了一家店，经营了三年左右，由于大楼改建，遂迁至市中心。店面算不上大，然而也不算太小。放了一架三角大钢琴，店里勉强可以容纳五重奏乐队演奏。白天供应咖啡，晚间改作酒吧。佐餐佐酒的菜肴也一应俱全，周末还安排现场演奏。这种店当时比较少见，客人顺利地增多，经营还算不错。

周围很多人似乎预测，这种业余爱好般的买卖注定不会成功，不谙世故的我不会有经营才干，然而这预测落了空。老实说，连自己都不觉得自己有经营才干，只不过觉得一旦失败了便是穷途末路，才不顾一切拼命努力。勤勉、耐劳、不惜体力，从前也罢现在也罢，都是我仅有的可取之处。倘若比作马匹，我恐怕不是专事比赛的赛马，而更接近于从事杂役的驽马。我本是工薪阶层家庭出身的孩子，对做生意可谓知之甚少，不过太太却是商家出身，她身上那种类似悟性的东西帮了大忙。任凭我多么优秀，仅靠一介驽马，也注定一事无成。

工作很是艰苦。清晨就开始干活，一直得干到深夜，累得筋疲力尽。也曾遭遇种种严峻的局面，也曾抱头苦思却痛无良策，也曾多少次饱尝失望的滋味，然而我废寝忘食地拼命工作，渐渐地收支趋向平衡，还雇上了帮工。在即将迎来三十岁的时候，好容易能喘口气儿了。当时从能借钱的地方借足了钱，偿还债务一事大致有了头绪，我终于感到算是告一段落。之前，我一心考虑如何生存下去，如何将脸探出水面，几乎无暇分心旁骛。现在好歹算是爬过了人生中一段陡峭台阶，来到一个稍稍开阔些的场所，心里也生出了自信：既然已经安抵此地，今后就算路途多舛，大概也能对付过去。做一做深呼吸，缓缓地环视四周，回顾走过来的路，就该采取的下一步进行思考。三十岁迫在眉睫，已然逼近不能再呼为青年人的年龄。于是乎——连我自己也始料未及——我下了决心：写小说!

我可以具体说出下决心写小说的时刻，那是一九七八年四月一日下午一点半前后。那一天，在神宫球场的外场观众席上，我一个人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观看棒球比赛。神宫球场距离我居住的公寓仅仅一步之遥，而我当时是个热情的“养乐多燕子队”支持者。天空中一丝儿云也无，风儿暖洋洋的，是个无可挑剔的阳春佳日。那时候的神宫球场外场上还没有设置坐椅，只是一面斜坡，长着一片绿草。我躺在草地上，啜饮着啤酒，不时仰面眺望天空，一边观看比赛。一如平日，观众不多。养乐多燕子队在主场迎战本赛季开幕战的对手——广岛鲤鱼队。记得养乐多燕子队的投手是安田。他是个五短身材、胖乎乎的投手，善投一手极难对付的变化球。安田第一局轻轻松松叫广岛的进攻线吃了个零蛋。接着，在第一局的后半场，第一击球手、刚从美国来的年轻的外场手迪布·希尔顿，打出了一个左线安打。球棒准确地击中了速球，清脆的声音响彻球场。希尔顿迅速跑过一垒，轻而易举地到达二垒。而我下决心道“对啦，写篇小说试试”，便是在这个瞬间。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晴朗的天空，刚刚回复了绿色的草坪的触感，以及球棒发出的悦耳声响。在那一刻，有什么东西静静地从天空飘然落下，我明白无误地接受了它。

我并没有野心要当一个小说家。我只是一心一意想写一篇小说，甚至连个具体的构思都没有，却觉得“现在，我大概能写出个像样的东西来”。回到家里，坐在书桌前——好，动手写啦!这时候才发现，我连一支正儿八经的钢笔都没有，于是去了新宿的纪伊国屋书店，买回一沓稿纸，和一支一千多日元的水手牌钢笔。一笔小小的投资。

那是春天的事儿。到了秋天，一部二百来页、每页四百字的作品写完了。觉得心情甚是舒畅，但还不知道如何处理为佳，于是顺势投稿应征文学杂志的新人奖去了。甚至连复印件都没有拷贝一份，由此可知，我当时一定觉得如果落选，这篇稿子去向不明也无所谓。这，就是后来那部以《且听风吟》为名出版的作品。而当时我关切的，说是作品能否得见天日，毋宁说能否写完。

那年秋天，常败之将养乐多燕子队居然获得联赛冠军，进入总决赛，并且击败了阪急勇者队，勇夺全国总冠军。我紧张难捺，几度前去举行总决赛的后乐园球场观战——养乐多燕子队不曾预料真会夺冠，竟然将主场神宫球场的使用权转让给了六大学棒球联盟。那年秋天的事情我记忆犹新。晴好的天气日复一日，真是个美丽的秋季。天空澄澈高远，绘画馆前夹道成排的银杏树，比历年更显鲜艳明丽，闪耀着金色的光泽。对我来说，那是人生二十年代的最后一个秋天。

翌年初春，《群像》编辑部打来电话，告诉我“你的作品入围最后一轮评选”，当时我已然将应征新人奖一事忘到了爪哇国，因为每天的生活委实太忙碌。猛然一听这话，竟一时无法明白对方在说什么，如坠五里雾中：“啥?”总而言之，那部作品获得了新人奖，夏天还推出了单行本。对那本书的评价也算马马虎虎。我年届三十，懵懵懂懂、稀里糊涂、毫无预料地，就成了一名新进小说家。我自然惊愕不已，周围的人恐怕更诧异。

自那之后，我一面经营着店铺，一面写出了第二部不算太长的长篇小说《1973年的弹子球》，其间还穿插着写了几个短篇小说，甚至还翻译了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短篇小说。((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获得了芥川奖的提名，二者都曾被说成夺奖热门，然而最终均未得奖。但老实说，我觉得无甚大碍。得了奖，必然又是采访又是约稿，没完没了，应接不暇，只怕影响店铺的生意——我对这一点更为担心。

经营店铺——记账，检查进货，调整员工的日程；自己也钻进吧台后面调制鸡尾酒、烹制菜荐深更半夜店铺打烊之后，再回到家里，坐在厨房的餐桌前写稿子，一直写到昏昏欲睡。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将近三年。我觉得自己活过了相当于普通人两倍的人生。当然，每个日子在肉体上都辛苦难熬。而一面写小说一面经营服务业，形形色色的麻烦也前来凑热闹。服务业是一种无法挑选来客的行当。不管来的顾客是什么人，只要不是太糟糕的，都得笑脸相迎，热情招呼：“欢迎光临!”出于这个缘故，我邂逅了千奇百怪的人物，也体验了难以想象的事情。在这样的生活中，我率真而积极地吸收了各色各样的东西。大体上说，我是本着向前看的态度，享受着新的人生和由此带来的新鲜刺激。

然而，渴望写出一部气势恢弘、内容坚实的小说，这种心 情却越来越强烈。最初的两部小说，((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基本是为了享受写作的愉悦而为，至于质量，我自己也觉得留有太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利用工作间隙，摊开稿纸，断断续续地抽空写上半小时一小时；支撑着疲惫的躯体，仿佛跟时间竞赛似的奋笔疾书，精力也无法集中。采用如此零散的方式写作，即便能写出新颖有趣的东西，也写不出内容深刻、意味幽远的小说。既然将当小说家的机会给了我(并非人人皆会碰上这等好运气)，我便想尽己所能，完成一本自己也满意的小说，一本就行——萌生这样的欲望原是自然而然。我的确有这样的想法：“肯定能写出气派更大的作品来!”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店铺暂且关门歇业，花上一段时间专心致志写小说。在那个时候，我开店的收入远远高于当小说家的收入，不过，只好狠下决心忍痛割爱了。

周围的许多人都反对我的决断，或是深表怀疑。“店铺好容易上了轨道，还不如交给什么人去经营，你自个儿爱去哪儿去哪儿，写你的小说得了。”他们忠告说。世俗地看，这想法的确合情合理。众人当时并没预想到我能作为职业作家生存下去。我却没有听从劝告。无论做什么事儿，一旦去做，我非得全力以赴不可，否则不得安心。将店铺随意交托给某个人，自己躲到别处去写小说，这种讨巧的事情我做不来。竭尽全力埋头苦干，还是干不好，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撂开手了。然而，如果因为模棱两可、半心半意而以失败告终，懊悔之情只怕久久无法拂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