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从上古传说到1949 精彩片段：
唐
唐朝前期的社会经济和课役制度
地主经济和租佃关系
唐代前期尽管继续实行均田制，地主占有土地并剥削依附佃客仍然是基本的生产关系。在地主阶级内部，有官僚贵族地主、庶族地主、寺院地主和商人地主等。唐初，有的官僚贵族自北朝以来世代做官，田产代代相承。其中有些是前代的赐田，有些则是新贵从李唐政权获得的赐田。无论是官僚贵族、庶族地主还是商人、高利贷者，都大量购买土地。有的人“邸店园宅，遍满海内”。不少官僚贵族地主还依据官品、勋品从国家得到永业田和勋田。所有的地主不仅用这些土地出佃收租，而且使之成为供游赏的园林，这种情况在长安、洛阳等大城市郊区尤为普遍。在隋末农民起义打击下一度有所削弱的寺院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有恢复和发展，并有日益膨胀的趋势。寺观不仅有常住田，而且可以据均田令得到受田，更多的田产是来源于施舍。
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是出佃收租，吐鲁番地区发现了不少唐代前期的租佃契约，是当时盛行立契租佃制的见证。吐鲁番的租契反映，主佃双方多为小农，他们往往因彼此受田隔越、经营不便而交错出赁土地，也有小农因家贫无力垦种而出租土地。此即具有典当性质的立契租佃。但由此可以断定，地主与佃客间建立租佃关系的情况一定也相当普遍了。根据出土契约，租额有高有低，交租的方式分预付和后付，地租有交产品和货币之分，上述诸区别取决于土地质量的高低和租田的种类。租佃关系采取契约形式，定额租的产生和流行，凡此都说明唐代佃客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比以往历代有明显的减轻。部曲的记载主要见于《唐律》及部分出土的吐鲁番文书，在其他史料中寥若晨星。估计在大多数地区的现实生活中，部曲已经极少，《唐律》中有关部曲的文字是从《开皇律》中承袭而来的，并不反映当时的社会现状。北朝至隋朝有大量赐奴婢的情况，动辄以数百人甚至以千人计，受赐者大多是立有战功的军官。而到唐朝平定全国以后，赐奴婢的数量锐减，说明掠战俘为奴的习惯不再盛行了。上述各种情况反映，地主对依附者的超经济强制明显地趋向缓和，这是生产力水平提高和隋末农民起义推动下的必然结果。
均田制
地主土地所有制在农民起义打击下有所削弱，因而唐初国家掌握了大量的无主田，统治者把相当一部分官田用作赐田、公廨田、驿田、屯田，以供禄米、经费和其他军政开支之用，其余大部分则用以实行均田制，即作为永业田和口分田分配给各阶级、各阶层的人占有。民户中十八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男子每人受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官员按品级受不同数量的永业田，勋官按勋品受不同数量的勋田。道士、女冠和僧尼，寡妻妾及笃疾、废疾者亦能得到少量受田。与北朝和隋代相比，唐朝放宽了对买卖永业田、口分田的限制。不仅史籍中有很多关于均田令的记载，《唐律疏议》中有土地还受的规定，而且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大量手实、户籍和给田文书、欠田文书、退田文书，也具体而生动地记录了均田制实施的状况。从上述文书可知，民户“应受田”额与“已受田”额距离颇大，受田一般不足法定亩数。
封建统治者实行均田制的目的是：尽量利用现有劳动人手垦种土地，发展生产，以缓和阶级矛盾和保证财政收入；通过授贵族、官员永业田和授勋官勋田等办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统治阶级的土地要求，因此均田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过实行均田制可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能起一定的进步作用。
课役制度
唐朝前期实行的课役征敛主要包括租庸调制、户税和地税，其中，以租庸调为正税，户税和地税是辅助税。此外，还有杂徭和色役。
杂徭唐代正役以外的一种劳役。杂徭一名始见于北魏，唐代与租庸调并列为赋役正项。这种劳役由地方官（或中央指令）在有事时临时征发，由府、州的户曹或司户参军事、县的司户佐实际主管。由于杂徭具有地方性和临时性，不仅各州各县的服役项目不尽相同，一州一县每年也不尽相同，均由地方随事支配。如修筑城池，维修河道、堤堰、驿路、廨舍等均是较普遍的杂徭征发。色役唐代把各种有名目（即色）的职役和徭役称为色役。担任某种色役的人可以免除课役或免除正役、兵役及杂徭，因此投充色役在某种程度上逐渐成为逃避正役、兵役及杂徭的一种手段。唐代服色役的一般是良民及具有资荫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由具有资荫的五品以上官子孙及品子、勋官所承担的色役，由白丁充任的色役，由特殊身份的人或贱民充任的色役。
租庸调课敛是在均田制基础上实行的赋税制度。课户每丁每年纳粟二石，称作租；纳绢二丈、绵三两，称作调；服正役二十天，不役者折收绢，每日合三尺，这种以绢折役的办法称作“输庸代役”。不产丝织品的地方，以麻布二丈五尺代调绢，另纳麻三斤，庸绢每日折麻布三尺七寸五分。
正役以外，农民须服杂徭，有的还要服色役。
唐朝把民户划分为自上上至下下九等，户等主要根据财产和户内丁口多少划分。国家根据户等高低征收税钱，以供军国传驿及邮递之用。开元时，户税分小税和大税，每年收小税约四十万贯，三年收一次大税约一百五十万贯。此外，每年还另收八十万贯供外官月料及公廨之用。天宝年间，八等（即下中等）户纳钱四百五十二文，九等（即下下等）户纳钱二百二十二文。户税有越来越重要的趋势。
唐太宗继承隋制，于贞观二年（628）在全国普遍设置义仓，规定自王公以下至于百姓根据籍内之田造青苗簿，每年每亩纳粟或麦、稻二升于义仓，以备荒年赈灾之用。义仓征敛即地税。后来由于“公私窘迫”，国家遂贷义仓存粮支用。自中宗神龙（705～707）之后，义仓储粮支用向尽。天宝七载（748）以后，每年地税总收入达一千二百四十余万石，是唐王朝的一笔重要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