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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购新娘_自序 一个字匠的逃离之路

张翎
当代小说
总共11章(已完结

邮购新娘 精彩片段:

自序 一个字匠的逃离之路

这些年里我陆陆续续地出版的九部长篇小说,即将以作品集的形式集体再版,策划公司让我写一个序,我突然觉得有点为难。码字的日子久了,话依旧是有的,却觉得哪一句也不能真正表达内心的想法,多少有点“天凉好个秋”的意味。也许是成熟了,但成熟并非好话。成熟在生物学的意义上,是稻谷结穗瓜果垂枝的阶段,离收割或落地的时节近了。

所以我还在努力抗拒成熟。

我对“小说家”(novelist)这个词没有什么异议,用它来界定自己的职业还算大致准确,就如同会计、程序员、医生、机器操作工一样,是填写表格时切实可用的身份标签。只是近年来我找到了一个更传神的词——“wordsmith”,尽管这个词似乎很难找到合宜的中文翻译。smith作为英语后缀泛指某些具备特种手艺的人,如铁匠(blacksmith)、金匠(goldsmith)、锁匠(locksmith)、调音师(tunesmith)、枪械师(gunsmith)。依此类推,wordsmith可以翻译成字匠。我喜欢这个词里蕴含着的与锻造工序相近的联想,它把属于作家的一些表面光华去除,留下了仅仅与文字相关的粗粝本质。锻字成篇就是一个工匠的手艺,把文字、标点、段落用情绪和意象锻造成一个具备特殊形状的整体,最终的结果或者值得少许庆幸,但冗长的劳作过程却居多是辛苦而乏味的。假若没有几个可遇不可求的灵光闪现时刻,一些来自读者的知心反馈,还有偶尔收到较大笔稿酬时的短暂欢喜,锻字的过程不过是一些日复一日的单调体力劳动。“字匠”这个词比“小说家”更接近这个职业的本质。

这次结集重版的九部长篇小说里,《望月》是我的长篇处女作,最初发表于1998年,那时我已去国离乡十二载,经历了漫长的求学谋生过程,终于在多伦多安定了下来。而《劳燕》则是时间线上离现时最近的一部小说,发表于2017年夏天,那时的世界还处在新冠疫情来临之前的“正常”秩序之中。这两本书之间,间隔的是几乎整整二十年,这二十年大致呈现了我曲折的海外写作发表之路。

作品发表时我所感受到的兴奋情绪都不太能持久,基本只维持在新书上市的宣传期。每写完一部,我就很快把它忘却了,目光已经转移到下一个兴奋点。我一路写,一路丢,像个喜新厌旧的负心汉,征服即是遗忘。而现在,当我的小说排着整齐的队列集体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感觉恍如隔世。记忆只是潜藏而已,并未枯死,所以轻轻一掸灰尘,属于每一本书的色泽和气味立即重现,我一一想起了锻造它们的过程。

《望月》是刻骨铭心的,因为那是我在走完漫长曲折的求学谋生之路后开始写的第一本书。在写作的过程里,我被诊断患了绝症,经历了两次手术,当时以为这是我留给世界的第一本也是最后一本书。当年我曾经如此无知,竟天真地以为我的存在或离去会给世界留下一个印记。最终我活下来了,又写了很多书,无论哪一本对世界都没有产生任何改变。太阳照样升起,海洋未曾枯竭,但是我却懂得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我用来写书的每一天都是赚来的,是意外的礼物。我为每一个日子感恩。

《交错的彼岸》和《邮购新娘》是继《望月》之后,对故土和童年的怀旧情绪的持续。那个年代交通和通信还很落后,一个不能常回家的人,只能在记忆的空间里重塑故土。在后来的重版过程里,这三本书被命名为“江南三部曲”(对不起格非,并非有意和你撞名)。《交错的彼岸》的发表过程最为曲折。《望月》出版后,虽然得到了几个行家的赞赏,但在书市的海洋里连水花也未曾见着一个就消逝了。长篇处女作没尽到长子的责任,未能给他的弟妹们铺下一条平顺的路,我依旧是个寂寂无名的文坛新人。《交错的彼岸》的打印稿装在一个个越洋航空信封中,寄往一家又一家出版社,又进入了一个又一个垃圾桶。在漫长的等待中我深感绝望,开始质疑一切:质疑为写作所做的长久准备过程是否值当,质疑在这个年龄开始写作的合理性,质疑激情是否枯竭,质疑坚持之必要。在心灰意懒之中,我甚至想到了放弃,所幸有一个人在此刻伸手拉了我一把,我才得以在字匠的路上多走了几步。

在一个多伦多国际作家活动里,我遇见了莫言,仗着无知无畏居然厚着脸皮请他为我写了一篇序,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交错的彼岸》的书稿得见天日。当时,我仅仅是在多伦多图书馆的多元文化柜借阅过他的一两本旧作,为他文字里那股对我来说极为陌生的狂野生命之气所打动。我没有预见到(相信他也没有)在十二年后他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随着他在文坛的名声越来越大,我的脸皮却越来越薄。后来在国内的几个场合里见到过他,每一次他都陷于索取签名请求合影的人流中。我已非当年的愣头青,再也没有勇气扎透他的粉丝墙,当面向他致意,因为我害怕他已不记得我。二十年后,借着这篇文字,我终于可以坦然地感谢他当年以一个著名作家的身份,为一个毫无名气的新人写下的那篇洋洋洒洒的荐文。他是一个厚道人——这是我的词典里比名作家更重要的一个形容词。

在书写“江南三部曲”时,积攒了几十年的故土记忆,如被突然挪开了挡道之物的水流,排山倒海地涌泻出来。虽然出版的过程充满险情,但写作的过程并没有经历想象中的艰难和困顿,灵感是畅通和自如的。

紧接着便进入了江南题材的审美疲劳期。所有情绪的库存都是有限的,三部长篇小说基本掏空了浓郁的故土情结,我开始渴望逃离舒适的话题。在逃离的路途中,我毫无预兆地迎头撞上了他乡的诱惑和感动。《余震》的灵感在完全没有期待的时间点上与我相遇,带我开启了江南故土之外的书写。我并没有预料到这部以1976年唐山大地震为背景的小说,发表后会同时引发几位如日中天的大导演的兴趣,最终在冯小刚导演手中演绎成一部至今尚时时被人提起的电影《唐山大地震》。

大众媒介的广告效益,是一个独自耕耘的小说家永远无法企及的,一部电影突然使得我的出版之路变得畅通起来。退稿的情况依旧偶有发生,但我终于有胆量很阿Q地高声自嘲:“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因为在那以后,我的小说都能相对容易地找到它们的容身之地。直至十几年之后的今天,我的新作腰封上都还会醒目地摆上这部电影的信息,为此我感觉既庆幸又难堪:在《余震》之前和之后,我都写了许多小说,但人们记得的,依旧是一部电影。我实在是没出息,至今还得伸手借力。

在《余震》的引领之下,我的写作开始向我所不熟悉的疆界拓展,将我带到了与我的故土温州并无关联的广东。那几年里,我写出了华工到落基山脉讨生活的世纪家族小说《金山》,以及与金山题材相关联的《睡吧,芙洛,睡吧》。那是一些属于另一个时空里的故事,陌生的朝代,陌生的土地,陌生的风土人情,陌生的社会阶层,案头和田野调查耗尽了我的业余时间和钱包。那几年真是一个烧钱烧心烧气血的过程,经受的磨难使我很久都对人群产生恐惧心理。庆幸的是,我并未因此厌倦文字。作为人和作为字匠的我都活下来了,一如当年我写《望月》之时。我依旧还是我,却又不再是我,最根本的变化是:我更加坚信一个字匠最牢靠的发声渠道是作品。

我在他乡游移了数年,却没有驻留。最终,我的灵感又从他乡回到了故里。近年里,我写下了以故土温州为背景的《阵痛》《流年物语》和《劳燕》。在这三部小说里,《阵痛》是我眼中所见的家族女性身上的生命韧性的折射。《流年物语》是我对人性在致富过程中的迷失的思考,在叙述形式上下了最多的功夫。而《劳燕》是我对战争题材的第一次尝试,这个尝试还会在未来的作品里持续。有人质疑过女作家写战争和灾难的能力,其实,战争从不挑选性别,灾难平等地击倒每一个人,只是他们站起来的方式各自迥异。女性的视角和男性的视角必然不同,但所有的视角都有平等存在的价值。

和当年的“江南三部曲”相比,如今我笔下的江南故事里,已经有了隐隐约约的他乡气血和神情,我毕竟走了一些远路。我终于明白,故乡其实是我随身的行囊,无论我居住在何地,行走在何方,每一种离去,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回归。

作品简介:

这是一部很难定义的书。

从娱乐角度来讲,可看作一本言情小说,每对男女的爱情故事,精彩且揪心,结局意外且无奈;

从历史角度来讲,堪称一部女人的抗争史,这个家族的三代女人,与历史抗争,与现实抗争,有时输,有时赢,沧桑厚重的历史,反倒成了女人的陪衬;

从社会学角度来讲,这是一个迁徙的故事,所有种族的移民原因,无非是为了寻找机会实现自身价值,这是人类自我价值意识的觉醒;

从文化角度来讲,这是一部寻找之书,寻找家园,寻找归属,寻找慰藉。

书似乎有点难懂,但道理简洁明了,一言以蔽之:我们苦苦求索,无非是为了安顿皮囊和灵魂。

作者:张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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