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的文赋
第三节 北朝散文名著
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说：“惟北朝文人舍文尚质。崔浩、高允之文咸硗确自雄。温子升长于碑版，叙事简直，得张（衡）、蔡（邕）之遗规；卢思道长于歌词，发音刚劲，嗣建安之佚响。子才、伯起亦工记事之文。岂非北方文体固与南方文体不同哉？”北朝文学的发展过程虽不断为南朝所同化，但在散文创作上重实用的传统一直没有中断，即使北魏中后期朝廷的章奏文诰改用骈体后，北朝文人也并没有因此轻视“笔”，其三部散文名著《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从文体说都属“笔”而非“文”，可见北朝作家的创作风尚和审美趣味。另外，北魏早就有勒石纪功的习惯，今存的碑版北朝远较南朝为多，而碑版又多以散体写成，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北朝散文创作的繁荣。在诗歌创作上北朝文人步趋南人，而散文创作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特点，学习南方有所选择和去取。它所取得的成就也毫不逊色于南方，南朝除《世说新语》外还没有可与《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等相媲美的散文作品。
《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527）字善长，范阳涿鹿（今河北涿鹿）人。仕北魏历任尚书主客郎、治书侍御史、御史中尉等职，孝昌三年（527）出为关右大使，被雍州刺史萧宝夤杀害。《水经注》虽名为是替《水经》一书所作的注释，但其实是以《水经》为纲重写的专著，注的文字二十倍于经书。全书记述的水道一千三百八十九条，共四十卷，三十余万字。内容主要说明河道概况、水源、支流、流向，对每一流域内的水文、地形、气候、物产、山陵、城邑、名胜、地理沿革、历史掌故、民情风俗都有具体的描述。对北方水系的记述最为详尽，还不时纠正经文中的谬误，南方水系因不能亲身考察，个别地方难免有失实之处。尤为可贵的是作者不但著述态度非常严谨，还十分注意水道与民生的关系，对水利灌溉与河流流量都有详细的记载。
它是我国六世纪以前地理学集大成著作，也是南北朝时期描绘山水杰出的散文作品。书中的山水都千姿百态互不重复，既有汹涌澎湃的长江三峡，有暴虐不驯的黄河，也有秀美恬静的滱水。我们先看见《江水·三峡》：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一起手就以刚劲的笔墨勾勒出三峡的雄峻轮廓，然后再描绘出三峡四季不同的景色：夏天江水迅疾凶险，春冬江水又恬静温顺，秋日则林寒涧肃，长啸的高猿使三峡变得格外凄异哀绝。郦道元笔下的三峡不断改变自己的面容，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文字短峭有力，生气贯注。再来看看《河水·孟门山》：
此石经始禹凿，河中漱广，夹岸崇深，倾崖返捍，巨石临危，若坠复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冲，素气云浮，往来遥观者，常若雾露沾人，窥深悸魄。其水尚崩浪万寻，悬流千丈，浑洪赑怒，鼓若山腾，浚波颓叠，迄于下口。方知慎子下龙门，流浮竹，非驷马之追也。
孟门山在山西吉县西，为黄河上游的一个转折地段。本文先用五句概括此间河面的外貌：“河中漱广，夹岸崇深，倾崖返捍，巨石临危，若坠复倚。”寥寥数语写出了河岸的险峻，再写河水的咆哮暴怒：悬流千丈，鼓若山腾。描写逼真而又富于层次，下字更为精确传神，动词“捍”“坠”“鼓”“腾”，写河水都极有气势和力量，传出了黄河凶险暴戾的特点。
作者笔下的《滱水·阳城渚》却又是另一番景象。阳城渚不像长江水那样多彩多姿，也不像黄河那样暴虐凶险，他只用八个字交代渚水概貌：“渚水潴涨”“方广数里”。渚周围的环境可值得一观：“匪直蒲笋是丰，实亦偏饶菱藕。至若娈婉丱童，及弱年崽子，或单舟采菱，或叠舸折芰，长歌阳春，爱深绿水，掇拾者不言疲，谣咏者自流响。”这种平缓纡徐的调子同宁静无波的渚水十分和谐，造成一种恬适自在的文境。
《水经注》虽是一本地理学著作，但作者笔端常带感情，他本人也自许为山水的“千古知己”（卷三十四），在准确地把握山水特征的同时，融进了他的感想、体验、惊异、激动，有时记下对某一水域风俗民情的好奇，有时又穿插进儿时的记忆，如《巨洋水》中的一段：
水色澄明而清泠特异，渊无潜石，浅镂沙文。中有古坛，参差相对，后人微加功饰，以为嬉游之处。南北邃岸凌空，疏木交合。先公以太和中作镇海岱，余总角之年，侍节东州。至若炎夏火流，闲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娱永日。桂棹寻波，轻林委浪，琴歌既洽，欢情亦畅，是焉栖寄，实可凭衿。
插入儿时在此处的“嬉游”与“欢情”，清冷无情的巨洋水顿时便变得有情，“水色澄明”之境便与“闲居倦想”之情融为一体，山水记述之中顿时便充满了诗意，读来亲切感人。
《水经注》的语言很有特点，散行单句之中时间骈偶，句子多短峭洁净，生动流畅。有时用白描，有时用彩绘，所以时而质朴时而清丽，语言风格显得丰富多彩。更可贵的是书中语言兼具学者的简练精确与文人的细腻诗情，读其文能将我们带进诗情画意之中。它给后来柳宗元等人的山水游记产生深远的影响。
《洛阳伽蓝记》是写于东魏时期的一部杰出的历史散文。作者杨衒之，北平（今河北满城）人，生平和生卒年不详。在北魏和东魏曾任奉朝请、秘书监、抚军府司马等职。尝与河南尹胡世孝共登洛阳永宁寺，后重至洛阳时见城阙毁坏，寺观庙塔都荡然无存，不禁感慨系之，因而写了这本《洛阳伽蓝记》。他在序中交代了写作的原因和目的：
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暨永熙多难，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时徙。至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始知《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寮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
本书记述北魏王朝盛时洛阳佛寺的壮丽，并通过对昔日京都佛寺的盛衰寄托自己对北魏覆亡的“黍离之悲”，并发出历史兴亡的深沉喟叹，而此书描写这些佛寺的穷形尽巧，客观上批评了统治者耗竭民力佞佛的愚妄行为，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北魏兴亡的深刻原因。但在涉及南方与北方的人事时，作者常表现出狭隘的政治地域偏见。
全书分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和城北五卷，除描写北魏洛阳庙宇的兴废外，于北魏的政治、经济、风土、民情也有所记述，有些篇章还不时杂以灵怪异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历史与文学价值说：“叙次之后先，以东面三门、南面三门、北面三门，各署其新旧之名，以提纲领，体例绝为明晰。其文秾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其兼叙尔朱荣等变乱之事，委曲详尽，多足与史传参证。其他古迹艺文，及外国土风道里，采摭繁富，亦足以广异闻……他如解魏文之《苗茨碑》，纠戴延之之《西征记》，考据亦皆精审。”
在作者对洛阳寺庙如数家珍的追忆中，他不经意间便流露出对北魏强盛时的神往之态与自豪之情，如《景林寺》：
景林寺，在开阳门内御道东。讲殿叠起，房庑连属，丹楹炫日，绣桷迎风，实为胜地。寺西有园，多饶奇果，春鸟秋蝉，鸣声相续。中有禅房一所，内置祗洹精舍，形制虽小，巧构难比。加以禅阁虚静，隐室凝邃。嘉树夹牖，芳杜匝阶。虽云朝市，想同岩谷。净行之僧，绳坐其内，餐风服道，结跏数息。有石铭一所，国子博士卢白头为其文。白头，一字景裕，范阳人也。性爱恬静，丘园放敖。学极六经，说通百氏。普泰初，起家为国子博士。虽在朱门，以注述为事。注《周易》行之于世也。
景林寺建筑之华丽，寺前奇果之丰饶，蝉鸟鸣声之动听，精舍形制之精巧，还有侍僧禅坐之虔诚，北魏博士之博学，林林总总，絮絮道来，是在追忆，是在纪实，也是在夸耀。又如《景明寺》：
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景明年中立，因以为名。在宣阳门外一里御道东。其寺东西南北，方五百步。前望嵩山、少室，却负帝城。青林垂影，绿水为文。形胜之地，爽垲独美。山悬堂观，光盛一千余间。复殿重房，交疏对溜。青台紫阁，浮道相通。虽外有四时，而内无寒暑。房檐之外，皆是山池。竹松兰芷，垂列阶墀。含风团露，流香吐馥。至正光年中，太后始造七层浮图一所，去地百仞。是以刑子才碑文云“俯闻激电，旁属奔星”是也。妆饰华丽，侔于永宁。金盘宝铎，焕烂霞表。寺有三池，萑蒲菱藕，水物生焉。或黄甲紫鳞，出没于蘩藻，或青凫白雁，浮沉于绿水。碾硙舂簸，皆用水功，伽蓝之妙，最为称首。
时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师诸像皆来此寺，尚书祠部曹录像凡有一千余躯。至八日，以次入宣阳门，向阊阖宫前受皇帝散花。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徒法侣，持花成薮。车骑填咽，繁衍相倾。时有西域胡沙门见此，唱言佛国。至永熙年中，始诏国子祭酒邢子才为寺碑文。
本文先交代景明寺兴建的年月和命名的由来，再依次记述寺的方位、规模和建筑特点。寺面对中岳嵩山，背负都城洛阳，“青林垂影，绿水为文”。寺庙更是复殿重房，青台紫阁，妆饰华丽，焕烂一方。佛教盛会时此间宝盖浮云，香烟似雾，其场面之热闹为洛阳寺庙之最。文章如一个向人述说前朝盛事的遗老，不只是对对象作客观冷淡的叙述，而是说到繁华处常带感情，以生动富丽的语言向人们述说洛阳最值得北朝人骄傲的时刻。
书中也毫不隐讳地揭露了北魏贵族的粗鄙、贪暴和奢华，如《法云寺》中写河间王元琛“引诸王按行府库，锦罽珠玑，冰罗雾縠，充积其内，绣缬、䌷绫、丝彩、越葛、钱绢等不可数计。琛忽谓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融立性贪暴，志欲无限，见之惋叹，不觉生疾，还家卧三日不起。”琛固然奢侈骄纵，融又何尝不贪婪暴虐。又如《高阳王寺》写高阳王雍：
正光中，雍为丞相。给羽葆鼓吹、虎贲班剑百人。贵极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于帝宫。白壁丹楹，窈窕连亘，飞檐反宇，轇轕周通。僮仆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罗衣从风。自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则鸣驺御道，文物成行，铙吹响发，笳声哀转；入则歌姬舞女，击筑吹笙，丝管迭奏，连宵尽日。其竹林鱼池，侔于禁苑，芳草如积，珍木连荫。雍嗜口味，厚自奉养，一日必以数万钱为限，海陆珍羞，方丈于前。陈留侯李崇谓人曰：“高阳一日，敌我千日。”崇为尚书令，仪同三司，亦富倾天下，僮仆千人。
在这则铺陈描写中隐寓了作者的厌恶之情，也可看出他对这种荒淫奢侈生活的痛恨，它间接揭示了北魏“朝家变乱之端，宗藩废立之由”（清吴若准《洛阳伽蓝记集证》）。
《洛阳伽蓝记》的语言句式较为整饬，出现明显的骈偶化倾向，描写寺庙景物常用铺排手法，又可见出吸取了汉代辞赋的写作经验。描写的洁净生动和诗意盎然不及《水经注》，叙事的“雍容自在，举体朗润”又为《水经注》所不及（钱锺书《管锥编》卷四）。
北朝另一散文名著是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颜氏为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仕南朝梁为散骑侍郎，仕北齐为黄门侍郎，入周为御史上士，隋开皇中太子召为学士。他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人物，很想成为一个“专儒”（《勉学》），可又徘徊于玄释；一方面宣称应该“见危授命”，另一方面又指出“人生难得”；大骂齐、梁大臣艰危之际不能死节，而他自己却“一生而三化”（颜之推《观我生赋》）。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精神的分裂矛盾，说自己“每常心共口敌，性与情竞，夜觉晓非，今悔昨失，自怜无教，以至于斯”（《颜氏家训·序致》）。全书共二十篇，成书于隋初。它旨在以传统的儒家思想训诫子弟，“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无所不备，同时也涉及南北风俗的不同、豪庶好尚的差异、社会思潮的变化、文字音韵的考辨、文人与学者的区分等，其中有些见解具有积极意义，有些记载具有史料价值。如提倡学贵能行，反对不务实际的高谈空论，讽刺南朝士族“肤脆骨柔”的虚弱无能，考辨文字音韵的专章更有学术价值。《文学》篇较全面地反映了作者的文学主张，认为“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并尖锐地批评了齐梁文风。每篇文章都是一篇杂论，常以生动的小故事阐明事理，如《涉务》说：
古人欲知稼穑之艰难，斯盖贵谷务本之道也。夫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种之，茠鉏之，刈获之，载积之，打拂之，簸扬之，凡几涉手而入仓廪，安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哉！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墢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皆优闲之过也。
《颜氏家训》在古代是家弦户诵的必读物，清人说它“其谊正，其意备。其为言也，近而不俚，切而不激”（黄叔琳《颜氏家训节钞本序》）。一直到现代周作人还说它“理性通达，感情温厚，气象冲和，文词渊雅”（《立春以前·文坛之外》）。它叙事说理时语重心长，行文既不刻板地模拟先秦散文，又不用当时流行的骈体，文笔朴实、平易而又流畅，所以成为风行百代的传统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