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行旅，小说中华
信仰与爱的辩证
——阮庆岳的小说
除了少数例外，最近几年的台湾小说基本乏善可陈。跨世纪的喧哗热闹一阵以后，并没有为文坛带来明显突破。而岛上局势的躁郁以及文化产业本身的质变，也似乎影响了创作者的信念。这个年头看起来百无禁忌，但却好像什么也不值得写了。
就在这尴尬中，我以为阮庆岳一系列作品的出现，极其值得注意。阮庆岳的本业为建筑，却在文字的构造上发现新的天地。从短篇（《曾满足》《哭泣哭泣城》）到长篇（《重见白桥》《林秀子一家》），到诗文合集（《四色书》），他一路写来，尽管未必都是佳作，却足以显示其人的敏锐才情。
阮庆岳的小说专注人间幽微暧昧的关系，神秘莫测的牵引，笔触简约，每每归于一种淡淡的形上思想。他的风格让我想起宋泽莱，或郭松棻、雷骧、舞鹤、赖香吟等人的部分小说。但他最心仪的作家应是七等生；后者两度为他的作品作序，惺惺相惜之意，不难得见。
大体而言，阮庆岳所代表的传统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现代主义的转向。这些作者写生命的孤绝本质，社会伦理关系的游移，还有主体或荒谬或颓废的存在姿态，无不是现代主义叙述的正宗法乳。不同的是，他们行文造境，往往更乞灵于台湾大众社会的想象资源。日常礼俗、市井风情、宗教信仰，以及一股抑郁柔韧的历史集体潜意识，总在他们的字里行间寻找出路。由此产生的张力，最为可观。现代与乡土不再只是两相对峙的文学命题，而成为互为表里的奇特辩证。七等生的《我爱黑眼珠》，宋泽莱的《红楼旧事》《血色蝙蝠降临的城市》，舞鹤的《拾骨》《悲伤》，赖香吟的《岛》等作，都是可以参考的例子。
在他稍早的作品里，阮庆岳喜欢描写一系列的人生即景、偶然邂逅，并思考隐含其间的道德意义。像《曾满足》中台湾女子曾满足在异乡跨越阶级、辈分的忘年之爱；《纸天使》《哭泣哭泣城》里诡异的、似真似假的跨国恋情；《蝴蝶》里的自然灾难和超自然的解脱；《不眠夜夜不眠》《骗子》里连环套似的欲望游戏等，莫不如此。他的人物多半是孤独的行旅者，北非或是南美，中国洛阳或是美国凤凰城，台北或是关山，他们跨越地域、宗法、性别，甚至阴阳的界限，寻寻觅觅，反复追求，却难以厘清追求的目标。为了追寻那不该得或不可得的，他们不惜逾越礼法，因此挑起了一层罪的氛围。爱情，尤其是非分的、异色的爱情，往往被引用作为追求的触媒，但归根究底，个人的救赎或堕落才是最后的意义所在。
面对这救赎或堕落，阮庆岳不能无感；他的故事似乎都指向一则又一则的道德寓言，甚至沾染宗教色彩。然而细读之下，我们又发觉他的道德寓言缺乏终极指标，不过是一则又一则有关道德游戏的“语言”。现代主义者那种对形式自恋也自嘲的操作，毕竟是阮庆岳此一阶段的特征。
这样的风格在阮庆岳最近的长篇小说《重见白桥》里已有改变。尽管追寻意义的徒劳感觉仍旧挥之不去，他似乎不再计较当下的困境，另求超越可能。而他所诉诸的，是异度空间的往还，心有灵犀的接触，以及最重要的，无穷尽的诗意幻象显现。阮庆岳有意以诗来调理、再现人间叙事“说不清”的现象。诗不只是抒情言志的形式，也可以是一种谵语，一种感召。诗解放了人我，以及人神的界限。面对后现代的意义废墟，诗仿佛以其喻象力量，可以召唤天启，串通纷然散落的一切。阮庆岳对语言这样的信念，毋宁已带有强烈伦理关怀，与以往颇有不同。他的新作《东湖三部曲》正是基于这一基础的告白。以下的讨论集中在其中的第一部《林秀子一家》和完结篇《苍人奔鹿》。
一
《林秀子一家》写的是台北居民林秀子和她一儿两女在感情、亲情及信仰上的遭遇。林秀子的成长很不容易，结了婚丈夫又突然离她而去。她胼手胝足维持家庭，小有所成，同时也必须面对自己生命的失落。乍看起来，这是个相当通俗的故事。然而林秀子一家与众不同，因为他们家经营的是座神坛，专拜瑶池金母。林秀子精明能干，手腕灵活。扶乩托梦，卜卦收惊，俨然成了社区的精神导师。她的事业却不无瑕疵，因为儿子凯旋是在丈夫走后数年才生下的——虽然她号称自己守身如玉。但这也不打紧，她告诉周遭，这个儿子是她夜有所梦而得，是个神迹。
台湾的神坛小庙千千万万，早已成为民间精神资源的重要一景。这其中必然隐藏许多故事，但却一向乏作家问津。阮庆岳写林秀子一家，可谓眼光独到。然而他并不以搜奇猎怪为能事。他写林秀子经营她的神坛，一如她前此经营她的面摊，兢兢业业，广结善缘。这里有一种惊人的自然主义风格，甚至及于超自然的层面。各路神鬼无非是日常生活的有机部分，社会的秩序总也不脱信仰的秩序。前现代加后现代，台湾大众生活的复杂性因此陡然释放出来。
林秀子供奉她的神佛，也靠它们维生。她到底是信还是不信，早就不可闻问。与此同时，她的三个儿女却兀自对信仰做出了不同的诠释。淑美在一次进香团的活动中，半推半就遭人强暴，却与对方结下不解之缘。淑丽专与洋人来往，从来不怕肉身布施，但总也不能找到灵肉相契的对象。凯旋谦卑无欲，自始就像个圣人。这姐弟三人注定要经受试炼，见证林秀子神坛的法力。
阮庆岳写他们的试炼，每有“神”来之笔。淑美爱她的男人，及于他瘫痪的妻子及死去的儿子。然而除了初次的强暴外，两人的关系竟是灵修一般，无性可言。淑丽在一次国外冶游后染上怪病。她在绝望中忏悔，自愿舍出一条手臂永远罹病，身体其他部分竟因此豁然而愈。凯旋则俨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里借来的人物。他虽有异禀，却宁愿以他的虔诚谦卑，而不以神迹，来超度众生。阮庆岳默默观察这些人物的怪诞遭遇，也借他们的遭遇，写下一则又一则的证道故事。
但证什么道呢？林秀子的家早已是神魔来往、共昌共荣的世界。宗教与祭祀因此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在此之上，阮庆岳则暗示可能还有一些更根本，也更艰难的寄托——那就是爱，大悲悯与大感动的爱，舍我就彼的爱。我以为他的小说最终要探讨的是信仰与爱间的辩证关系。有信仰的人不见得有爱的能力，但能爱人的人却必须有坚实的信念做后盾。
或有识者要觉得阮庆岳陈义过高，与目前的文坛格格不入。但我以为他铤而走险，正是《林秀子一家》的魅力所在。小说中的人物多半是社会中下层的畸零人。他们历尽沧桑，求神问卜，无非企求安顿人我及鬼神的关系。民俗宗教将他们的关怀与恐惧仪式化也家常化了，而他们所能理解与履行的，根本还是伦常道理。这些人以他们有限的知识及肉身，发展一套自我验证的灵异、因果的论述，并付诸实践。阮庆岳在其中看出比正统宗教更丰富，也更暧昧的信仰与爱的考验。林秀子对她的子女和情人的付出，淑美无怨无悔地追随她的男人，淑丽的怪病，凯旋的自我牺牲，只是最明白的例子而已。
对阮庆岳而言，现代或后现代所标榜的主体性有重新思考的余地。世路苍莽，有多少神秘不为我们所左右。疫疠、癫狂、嗔欲、异象在在困扰、蛊惑我们，提醒我们身体——还有主体——的不由自主。我们将何以自处？这引导我们细思小说中的一段对话。淑丽怪病初愈，凯旋不明白她何以许愿让一只手永不复原。
“我已经不再相信完全康复这件事情了。其实并没有真正发生过任何特别的事，我还是和以前一样，仅仅是在这段我个人苦痛的经验过程中，我终于体会到某种以前所不明白爱的真实存在。这种爱就像一位亲切的人脸上显现出来的那种微笑，令人觉得十分熟悉却没人能好好看见过，因此一直无法具体地叙述出来罢了。所谓什么是完全的康复，就和这种亲切的微笑一样，我们都一直相信它的存在，却从来没有好好确实见过它的真实存在，所以也其实一直在暗里怀疑着。”
“为什么要去怀疑它呢？你因为惧怕什么而胆怯了吗？为什么不敢宣称你将要完全康复呢？”
……
“因为那是比我们所能了解更巨大的力量……到底是要对抗或是先预防的避开来？……或是接受？我的确相信纯粹的爱的存在，只是我不相信这样的爱可以在人间存活，因为人不够纯净，人因为自己肮脏，所以失去穿着漂亮新衣的权力。人因此只能爱他们见不到的事物，如果所爱的人露了面显现出来，爱就会立刻消失无影踪。”
“因为恐惧吗？难道爱不是真实存在的吗？”
因为不能爱、不敢爱而恐惧，因为爱而信仰。在这一刻里，阮庆岳的人物突然跳出了他们宿命的身份，有了片刻启悟。他们高来高去的对话与其说带着旧俄小说的风采，不如说有如乩童诳语般的泄露天机。正因此，小说中所有的怪力乱神，也不妨成为对信仰、对爱的草根演绎。
化伧俗为圣宠，化妄想为传奇，这本是阮庆岳小说写人间的宗教性（而不一定是宗教）的用心吧？而启动他的叙述自我超越的契机，不是别的，正是一种纯粹的，只能属于诗的文字信念。小说中所夹杂的诗文篇章，坦白说，并无足取法，但应该是阮庆岳个人信念的告白。
《林秀子一家》的内容其实远较以上的讨论丰富。小说后半段，林秀子离家出走二十年的丈夫突然回来，而且带来了他求道所奉的家神一显神通。同时她的旧情人也不顾一切要与她和她的神坛厮守。前尘往事如幽灵般地回来，游荡不去。徘徊旧鬼新魂间，神坛主人林秀子真能超度一切吗？
林秀子这个人物是可以发展得更为复杂的。她的感应能力、她的爱欲力量使她能承担阳间与阴间的媒介工作；她也是个台湾社区关系里不折不扣的经纪人。然而阮庆岳回顾林秀子的一生，赫然使我们了解她的不幸与悲伤，何尝不是她的宿业，需要更大的助力来救赎。在小说的高潮里，林秀子回乡招魂，彷徨凄厉，令人震撼。这个女人必须一步一印，找寻她的来时之路，而且可能毫无所获。阮庆岳对信仰与爱的思辨，莫此为甚。
历经后结构、后殖民、后现代的冲击后，诸神告退，灵光不再。我们的小说界已经久违阮庆岳这型的作者了。有意无意的，他从民间日常生活中又看出了一种驳杂却强韧的生命力量，支持信仰与爱——与文学创造——的可能。
这是相当有野心的尝试。而对曾是建筑师的阮庆岳而言，他的尝试得来不易。我不禁想起了他《保险业务员》那篇小说里的故事：
一个美国年轻的农家小孩一直梦想长大后要去巴黎，后来被送去越南打仗，有一天在战壕里极度疲惫时，望着满空的星子想起了自己童年的这个梦想，忽然起立告诉其他士兵说他现在决定要去巴黎了，就走出战壕独自离去……
他自己一个人穿过缅甸、中国、西伯利亚，最后到了巴黎。
我无意夸张阮庆岳的创作成绩。《林秀子一家》的结构与人物仍有不少地方有改进的余地。但回顾他这几年的作品，本书无疑是他到目前为止最好的表现。文学的路并不好走，阮庆岳半路出家，却走得执着。我盼望可有一天，他自己一个人走着走着，终能“穿过缅甸、中国、西伯利亚，最后到了巴黎”。
二
《苍人奔鹿》是阮庆岳《东湖三部曲》的完结篇。在三部曲的前两部——《林秀子一家》《凯旋高歌》——阮庆岳已经仔细描写了妇人林秀子的悲欢遭遇。林秀子命运多舛，因缘际会得到瑶池金母的庇佑，她设立神坛，并且赖以为生。围绕这座神坛发生了许多异端异象，包括了林秀子失婚已久却神秘生子，她两个女儿的性灵冒险，儿子凯旋的神奇感应，还有林的老情人的游离与皈依。
林秀子原不过是个市井妇人，但阮庆岳借着她若有似无的通灵能力，呈现了台湾大众社会驳杂的生命面貌。怪力乱神和穿衣吃饭同样重要，神迹的有无也就是一念之间的事。阮庆岳不以志怪搜奇为能事，他的人物见怪不怪，甚至有时出落得惊人平凡。然而就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种种试炼已经发生，林秀子和家人不由自主地陷入困顿，并由此寻找启悟的契机。
林秀子的儿子凯旋是阮庆岳小说的灵魂人物。凯旋生来有异禀，他洞见生命的本相，却包容一切，并默默承担外在加诸他的不义不公。作为人子，凯旋必须要以自身的罪和罚来见证苦难的必然和救赎的艰辛。《林秀子一家》即以凯旋杀人入狱作为高潮。在小说的第二部《凯旋高歌》里，凯旋归来，更进一步介入林秀子的神坛业务，却也引起同行妒忌。与此同时，虔诚的基督徒保罗来到东湖建立团契。然而一场凶杀案发生，保罗横死，凯旋被勒赎，最后失踪。
在讨论《林秀子一家》的文字中，我曾以“信仰与爱的回归”为题，说明阮庆岳的用心所在。凯旋无疑是这一信仰与爱的化身，但诚如阮庆岳一再暗示，信仰其实充满诡谲的辩证过程，而爱，不论是施与受，更因其内蕴的自我泯灭的力量，成为一种生命难以承受之重。究其极，爱也可能成为一种伤害。借着凯旋的归来和失踪，阮庆岳有意延伸信仰和爱的艰难，并且思索超越的可能。
明白了这样的命题，我们才好观察阮庆岳如何在《苍人奔鹿》里，继续演绎林秀子一家和友人的故事。凯旋失踪后，林秀子的老友国良偶然收容了离家出走的男孩弟夫，并建立了情同父子的关系。弟夫来历不明，但是深沉善感，隐隐有缘法。他不妨就是再世的凯旋，是阮庆岳用以试探人生的又一个“天真的受难者”。
但这一回阮庆岳所试探的方向有所不同。弟夫与国良关系亲密，竟至于同床共枕。午夜梦回，作为父亲角色的国良屡屡发觉弟夫对他上下其手，让他久已沉寂的性欲勃然而生。这一暧昧的关系因为气功师童师父对弟夫另眼相待而变得更加复杂。
如果在前两部作品中阮庆岳借凯旋探讨爱和暴力的关系，在《苍人奔鹿》中他似乎借弟夫探讨爱和欲望的关系。弟夫对国良充满孺慕之情，但有没有可能他的爱如此狂放，以至于游走同性和乱伦之爱的边缘？或者弟夫的爱其实一清如水，却反照出了国良那淤塞内心深处的欲望？小说中段，国良偷窥弟夫和童师父发生不可告人之事，却只是噩梦一场，正所谓魔由心生。但即使如此，伤害不已经造成？
或许生命最大的考验不只是如何爱，而是如何因为爱而理解爱的条件性，最终不再执着——甚至放弃——爱或被爱的必然结果。这样的思考已经出现在《凯旋高歌》里，而以凯旋的神秘失踪作为一桩公案。在《苍人奔鹿》里，除了弟夫和国良的爱欲难题外，阮庆岳更进一步探讨其他可能。妇人钟美满和退休的黑道混混顺仔日久生情，却不了了之；美满智障的儿子春情骚动，由国良安排和妓女成其好事；林秀子的大女儿淑美在和先生多年的灵修生活后，居然有了另外的恋人；二女儿淑丽和旧爱芬兰人耶利重逢，殊不知他已经在东南亚和稚龄女孩交媾，成为国际驱逐的恋童犯。
阮庆岳处理这些人物的爱欲历程，没有煽情成分，反而像在娓娓诉说一则又一则的证道故事。他似乎暗示，不论理由多么荒谬，这些角色所表现的爱欲想象竟似因缘而起，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表现。这爱欲不必化约为弗洛伊德式的原欲力量；它可以如潮汐一般，盈满也淘空有情主体。
阮庆岳当然明白在礼法的环境里，这是一厢情愿的想象，更何况世事苍莽，有太多不由自主的变数。因为无条件的爱，他的人物因此必须受苦，遭到误解。如何超越这样的困境，是他一再思辨的难题。而经由信仰，对神所象征的道德价值和救赎体系的信仰，应该是安顿人我关系的可行之途。《苍人奔鹿》以林秀子再次得以经营瑶池金母神坛作为结局，投射了这样的可能。经过了太多的波折，林秀子和她的家人似乎就此找到归宿。然而就阮庆岳所铺陈的论式来看，这样的结局毋宁只是一个憧憬。
在《苍人奔鹿》结尾之前，阮庆岳借林秀子和旧情人国良当年的一段对话，点明了生命潜藏的暗流。国良说起他在台东的蜜月旅行：
从我们住的那间旅馆看下去，有一个平宽绿色的溪谷。那个溪谷很美，他们说那里原本有很多的鹿，就都没日在溪谷里，吃着水草度日子，一点也不怕人地自在走动着，好像所有一切生命的本身，都依从着某种神秘柔和的姿韵在运行。后来不知道为了什么，鹿们全都困顿也不安了，会开始迁离幽静的水域，仓皇地奔入山林深处，一只一只四散奔走地消失去了。
全都惊慌地、躲避着什么不明的事物地、奔走着地……
这段描写应该是阮庆岳整部小说的底蕴。他向往一种神秘柔和的生命情境，但他笔下所及却是一个困顿不安、“苍人奔鹿”的世界，而且“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所谓的爱，不也是一种对生命的介入，一种吹皱一池春水的能量？作为小说创作者，阮庆岳寻寻觅觅，企图描写那生命的不安凄惶，并且提供安顿之道。从这个观点来看，他的立场其实充满传统的人文关怀。
台湾现代小说探讨宗教主题的作品并不多见，萧丽红（《千江有水千江月》）、王文兴（《背海的人》）、许台英（《寄给恩平修女的六封信》）是比较明显的例子。但我在他处已经指出，阮庆岳的关怀与其说是某一宗教教义的诠释，不如说是对人生宗教性——或是神性——有无的省思。他的作品也许没有太多属于神学的深文奥义，反而带有强烈的审美色彩，也就不难理解。神性于他更是一种幽寂的生活形式，虔敬的信仰姿态——不论信的是什么神。在台湾充斥粗鄙的、急功近利的灵异八卦论述里，这其实是相当切近当下现实的反思。
《东湖三部曲》取材独特，立意高缈，加上叙述者和人物喃喃自语式的修辞，未必是本容易读的小说，但阮庆岳一心写出信仰与爱的曲折辩证，却在在说明他绝不随俗的信念。对他而言，又有什么比文学更能呈现信仰与爱的奥妙？
总体看来，我仍然认为第一部《林秀子一家》复杂的大众生活图像，神秘的情节安排，最能引人入胜。《凯旋高歌》过于切近寓言式的演绎，失之平板。《苍人奔鹿》则力图另辟蹊径，将全作引向不同布局的开阖。阮庆岳的努力也许尚未克竟全功，但他对形上问题的思考，对文学想象的无限深情，使他的作品成为可敬的尝试。《东湖三部曲》是近年少见的有心之作，理应引起关心台湾小说和台湾人文、宗教环境的读者不断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