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政权 精彩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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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再造民国，段阁复起
——皖系始末之三
我们曾经提到，在袁世凯留下的烂摊子中，黎段二氏首先就为着个人的“意气”和小小人事的纠纷（徐树铮和孙洪伊），闹得不可开交。将人比人，我们写历史的可以大胆地说，黎段二人还都不能算是“小人”。他二人都还算是有气度的政治家。君子之间的意气之争，如上所述，尚且不能化除，一旦碰到更复杂的、小人之间的政治斗争，就治丝益棼了。这就是在民初，几乎把国家闹翻，其后遗症至今未了的所谓“参战案”。
政治皮球没完没了
在美国正式邀请中国参战之前，中国国内的各派政客，已为参战与否，吵得不可开交。早在袁世凯时代，二十一条交涉之前，中国外交人员就为“调停欧战”，出了一大乌龙，而腾笑国际。原来那时刚当选美国总统的威尔逊，有意调解欧战。事为中国驻美公使夏偕复所知。夏乃自作聪明，认为调解欧战，中国的袁大总统，最为适合，乃未向北京请示，便径往美国国务院向国务卿建议，说袁大总统有此意向。华府上下闻报大惊，乃电嘱美国驻北京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一探究竟。始知是一大乌龙。袁总统闻报大怒，外交总长孙宝琦引咎辞职，乃有密派顾维钧使美之决定。顾氏在华府接篆未几，美国便正式参战。
斯时袁世凯已因帝制而暴卒。顾乃密电北京国务院，力陈中国参战之重要。其最主要之论点，为日本竟不顾中国之存在，而在国际交涉上，以东亚唯一代表自居。协约国之英法二强，不特早已承认日本之代表权，并有暗中缔结之密约，以加重其法律根据。美国在各方压力之下，也与日本订立《蓝辛-石井协议》（Lansing-Ishii Agreement）☾1☽，以“地缘关系”为遁词，予以变相许诺。顾氏认为，欲突破此一恶劣的国际环境，中国非参战不可。国务总理段祺瑞对顾之建议大为折服，乃不顾各方反对，决定中国非参战不可，终于引起政潮，余波至今未息。当我个人在四十年前与顾氏细谈参战政潮时，曾就各方史料，作出最详细之纪录。
最近笔者为撰写本篇，曾复查《顾维钧回忆录》之中文译稿和英文原稿，始知本稿当年在哥大打印期间，被过度删节，文气每有错接，而形成错误，甚是可惜可叹（可能是当时主持者，为节省助理费用所致）。谨补志于此，盼今后使用者慎之。
参战案，原只是政府政策之制定的问题。在一般正常的国家里，不论是君主或民主，正反两方，都要遵守“法律程序”（due processo flaw）进行政策辩论。是正是反，一二三就决断下来。除非是一国之内的政治社会问题，发生了无法解决的死结，像美国内战前所发生的“奴隶问题”。北方废奴，南方留奴。这个一国两制，双方都牵涉国计民生的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因此一拖数十年，无法妥协。最后南方主张，干脆把“两制论”，变成“两国论”，使南北两部，各成一国，各自分治，各自独立了事。但是北方人民，在林肯总统的领导之下，却要维持美国统一，不许南方搞“分裂主义”，这样一来，南北战争，避免不了，就打起内战来了。结果南方的枪杆没有打出政权来，北方的枪杆维持了国家的统一。
我们中国那时的“参战案”，并没有那么严重嘛。参战与否，也是一二三就可以决定的政策嘛。它之所以变成没完没了的政治皮球者，是踢球的人，醉翁之意不在酒，借题发挥罢了。更惨的则是这场球赛，原也没个胜负的规则，因而它就踢得没完没了。最初双方所争的原是制度上的纠葛，渐渐地就变成二人你死我活、有你无我的意气之争了。
最不可恕的是黎段二人之下，还各有一群趋炎附势、幸灾乐祸、浑水摸鱼的小政客，来推波助澜，把府院两方，拖到毫无妥协余地的绝境。这群环绕着黎元洪，以秘书长丁世峄为首的小政客，是所谓“四凶”☾2☽；而围绕着段氏，则是以傅良佐最为激烈的所谓“四大金刚”☾3☽。下节所说的“公民团”包围国会的下流闹剧，就是傅良佐一手制造，而段竟毫无所知也。俗语说，阎王易处，小鬼难缠。他们这寄生于府院之内的两组“小鬼”之间的世仇，竟远远超过这两大“阎王”之间的宿怨。因此双方都把参战案，当成个政治皮球，就踢得没完没了了。
更可悲的是，黎段二人，都还算是正派人士，不是那种心狠手辣流氓式的独裁暴君。正因为如此，他二人都易为群小所包围，听信谗言。黎元洪原是一位每“为左右所左右”的菩萨；而耿直的段老总，号称“刚愎自用”，却每每变成“刚愎他用”（参见杜春和编，《张国淦文集》，2000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北洋从政实录》诸篇。张氏湖北人，原为黎元洪的同乡好友，亦为段所信任，在府院之争最激烈时，担任段的秘书长，折冲于黎段之间，深知二人斗争的内幕，所言亦颇多持平之论，值得推荐。还有章伯锋、李宗一主编的史料丛书《北洋军阀（1912～1928）》，第三卷搜集有大量新史料，颇值玩味细读。至于陶菊隐、李剑农等古典巨著，也未可偏废）。
不但要绝交，还要宣战
长话短说。国务院于1917年3月3日由国务会议通过“对德绝交”，而黎总统却于翌日拒绝用印。国务总理段祺瑞，乃以去就相争，并于3月5日，声言辞职，躲往天津私邸，向黎总统摊牌。黎不得已，乃请副总统冯国璋，专程赴津劝说，并怂恿国会参众两院，于14日一致通过《对德绝交案》。可是对德绝交，和对德宣战，还有一段距离。宣战之权既然操诸国会，段总理乃进一步向国会施压，要求国会立即通过《对德宣战案》。国会之内的老国民党系，和进步党分子，这时为着制宪和其他小问题，正在搞“肢体抗争”（且用个目前台湾的政治术语），吵闹不休，对宣战大事，无暇讨论，有意拖延，而迟疑未决。拥段人士，尤其是所谓“四大金刚”乃迫不及待，怂恿段氏于4月25日，在北京召集一个“军事会议”。出席者凡二十余省区的督军、都统、代表等数十人。大会一致通过，拥护政府的参战政策。且派出军人代表晋见总统，并招待国会议员，甚至遍访协约国驻华使领，对宣战案加以大力推动。
军事会议之不足，最荒唐的却是所谓“公民请愿团”之出现，并于5月10日，实行包围国会，强迫国会通过《对德宣战案》。由傅良佐所一手制造的这个“公民团”，实在是个最荒唐、最下流的政治工具。它是一些便衣军警，另加一些用小钱收雇的游民和地痞流氓，甚至乞丐娼妓，总共数千人，自称“公民请愿团”，把国会团团围住，以断绝饮食等下流方式，强迫国会议员，投票通过《对德宣战案》。这种下流的勾当，在当时不但激怒了“反派”人士，连“参派”议员也不以为然。对德宣战，就更难不宣不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