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政权 精彩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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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谈谈打打的护法战争
——皖系始末之四
中国是当今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文明古国，源远流长是我们的特色。甚至打了几千年的“内战”，也不例外。打内战对咱们中华民族来说，那真是与生俱来的好本事。但是咱们打了数千年的内战，也没有哪场内战，像美国内战那样，痛痛快快的，说打就打，说停就停的。它们总是婆婆妈妈的，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最后结果则往往是当胜者败，当败者胜。然后才分久必合，重行来个天下一统。再出个伟大的太祖皇帝，让老百姓来享受几年没有内战的清福。在民国五年（1916）开打的“护国战争”，总算打出了个结果，打得袁世凯做不了皇帝，一气而终。但是从民国六年（1917）开打的“护法战争”，却打不出个结果来，最后无疾而终。可是，南北战争虽消灭于无形，却又搞出南打南、北打北的两个内战之内战来。
一国两府，祸延至今
在民国初年的政治史上，段祺瑞虽然始终是个关键人物，但是所谓“皖系政权”，从一个颇为像模像样的“责任内阁制”，逐渐变质，一直发展到段氏“马厂誓师”，赶走张勋；把溥仪二度拉下宝座，并要仿效民元“开国”的旧例，来“再造民国”之时，段祺瑞才真正地独断专行起来，走向枪杆子出政权、个人独裁的死胡同里去。段祺瑞所走的这条“回头路”，节要而言之，便是近现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向议会政治前进的转型发展中，躐等而行，一旦发现“此路不通”，转而走其回头路的客观形势也。
段氏当时的“责任内阁”，被三权分立（事实上只是两权分立）的体制，弄得一筹莫展，只有挂冠而去。所幸天如人愿，半路上杀出个“复辟”运动来。国会被解散了，黎元洪也被赶跑了。段氏借兵回京，惩前毖后，痛定思痛，他就要组织个只发生橡皮图章作用的国会，和选个听话的总统，然后来他个“武力统一”，搞个“枪杆子出政权”，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他这个新模式，是他从痛苦的政治经验中实践出来的。实践才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呢。其后他在中国政治上的继承人，搞虚君实相，耍橡皮图章，就青出于蓝了，此是后话。
正当段祺瑞发现了这条新路之时，那早就有意在华南另立革命政权，来从事三次革命的孙中山，这时也天如人愿地，利用了来自柏林整麻袋的钞票，率领了老乡亲，时任海军总长的程璧光，和大批失位、失业的国民党系议员八十余人，乘舰南下广州，组织护法政府，自称大元帅，和北京老段分庭抗礼，对干起来，中国就一分为二了。
在此之前，整个中国虽早已炮声隆隆，内战打个不停。但交战各方，向未否定北京民国政府的合法地位。占领了北京的军阀，所搞的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已。反对北京的地方军阀，也只是搞搞古代所谓“清君侧”的把戏，打倒所谓窃政的权臣罢了，从未否定北京政府的合法性，来搞其“一国两府”也。纵是袁世凯称帝时，蔡锷、唐继尧、岑春煊等，组织其都司令部和军务院一类的机构，亦未尝作此想也。
可是中山这次南下，组织军政府，开非常国会，自立为大元帅时，并正式与北京政府争夺“关余”☾1☽；后来又在“巴黎和会”中，与北京政府争夺中国的代表权，那就是在中华民国之内，搞起“一国两府”的“分裂运动”（secessionism）了。这一分裂运动，由中山开其端，其骨牌效应，像中山逝世后，1925年国民党在广州所建立的“国民政府”，到1931年，共产党在江西所组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至抗战期间建于延安的“边区政府”，以至今日的两岸，事实上都是当年的“一国两府”、“国内有国”的分裂现象绵延未绝而已。
至于李登辉的“两国论”、“去中国化”，就更是这个分久未合的走火入魔的现象了。因此，那些在实际政治圈里，搞争权夺利的政客和只着眼于目前现象的政论家，就和熟谙宏观史学的历史学家之所见颇有不同了。因为前者所看的，只是一时的平面现象，而后者所看的则包括这一平面现象之后的纵深背景。知道他打哪里来，才能预料他向哪里去也。
这宗一拖九十年、分而未合的现象，欲知其缓缓发展起来的纵深背景，我们得先了解段祺瑞所导演的“参战案”，看看府院之争是如何终了，再探讨探讨，孙中山先生如何在广东，另立山头、败部再起的这一串骨牌效应，然后再慢慢看这本连续剧，就不会为之晕头转向了。
孙中山是反段主力
在段梁集团大搞其“再造民国”，主张一切从头来起时，反对力量最大的就是孙中山先生和他的老国民党的集团了。其中包括政学系、韬园派等许多小派系和西南五省中三数个老护国军系统的地方军头，像云南的唐继尧，广西的岑春煊、陆荣廷等人。这个南方集团和北洋系有其相似之处。在得意期间，他们是四分五裂的，谁也不能为他们整合组织个统一的“反对党”（opposition），但是一旦这个集体，遇到全面威胁，像袁氏称帝和段氏独裁之时，他们又会在一个“强势领导”（且借用当代名词）之下，搞团结奋斗。因此这次反段斗争，就轮到资格最老、声望最高的孙中山来统一领导了。
中山在民二“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老国民党集团，四分五裂，他自己虽然组织了一个中华革命党，来继续奋斗，实质上中山本人也变成个灰溜溜的失业政客，一筹莫展。所幸中山有个最倔强而不服输的个性，对他自己所“发明”的主义，有其最坚强的使命感（和他同时的俄国列宁，也是如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