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戊戌变法 精彩片段：
第八章 西方政治的戊戌变奏曲
西式的开会与中式的清谈
在近代西式民主政治中，开会只是一个小小的技术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还真是一件必须要有人教的难事。孙中山先生写过《民权初步》，其中有些内容就是告诉人们如何开会。也许他是听说了国民党成立之初开大会，主持人宋教仁当场挨了女豪杰唐群英的耳光，差一点就把会给搅黄的故事。后来的鲁迅也曾写过文章教人们怎么开会，其中一条建议就是会不要开得太长，如果开长会就最好准备一些面包，以防人们因饥饿而心情烦躁云云。
就像中国人乍进入近代生活不会使用洋枪洋炮，好长时间兵丁们瞄准射击时眼睛不看着前方一样，就像中国人没见过工厂与机器，担心大烟筒会把自己吸进去而不敢进工厂一样，就像中国人乍见照相机以为它能将人的灵魂吸进去一样，中国人也不会开会，不懂开会的程序，更不知道遵循这种程序；不懂开会也要有规矩，更不知道要遵守这些规矩。中国官吏们以前也有过开会的经历，像御前会议什么的，但那与其说是会议，不如说是皇帝的挨个提问，一旦没有了天然的权威，传统的中国人似乎开不成会。
但是，中国土大夫却从来都是喜欢结社议事的。东汉的太学生们与外戚斗，与宦官斗，小会议政，大会声讨乃至行动，最终酿成党锢之祸。曹魏时的建安七子的诗酒酬唱，好朋友死了还一块儿到他坟上学驴叫。魏晋之际政治环境恶劣，竹林七贤不敢议政，还是凑到一块儿吃药，喝酒，行散，玩女人。明代的文人结社最盛，东林党、复社、几社，都是干政议政的好家伙。一群群志同道合或者说臭味相投的文人，凑到一块儿，或是诗酒女人，或是讥讪朝政，臧否人物。清代皇帝推崇欧阳修的《朋党论》，屡颁禁令限制文人结社，严禁处士横议。但据说还是没能禁得了。到了晚清，朝廷控制力锐减，不仅朋党出来了，士大夫的清谈也再次光复旧观。清流党人不论牛角牛腹还是牛尾与众多的牛毛，看来都免不了士大夫干政之嫌。而甲午之后，忧国忧民的士大夫更是把陶然亭当成了清议的据点。
士大夫清议是没什么规矩的，既无主题，又无目的，更无程序和规矩，大家凑到一块儿，七嘴八舌，你言我语，能从军机大臣的花翎扯到女人的小脚，还免不了要夹着茶点和酒菜佳肴乃至于鸦片，如果是明代的士大夫，那肯定少不了那些色艺俱佳的名妓的调和。
应该承认，这种士大夫的清议也是能议出些名堂来的，比如明代东林党人与阉党的斗法，许多主意肯定来自清议；晚清清流党人的许多好的弹章，也由清议而孕育。清议也有威慑力，东汉臧否人物的月旦评，就使官宦们很注意自己的言行。但是比较起近代政治的开会来，士大夫清议就显得太无目的性，无计划性，太随意，太没有约束力了。
维新运动是中国先进士人开始学习西方政治规则的一次实践，很显然，刚刚从士大夫脱胎而尚且有大半截身子还留在传统的维新派及同情、赞同变法的士大夫们，对西方政治的一切尚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而且他们似乎还不屑于请教如何开会这种琐屑小事，因此，即使身在维新派组织的各种学会的会场之中，还仍旧按老习惯行事。
在组织强学会时，毫无经验的维新派常常控制不住局面，开会议事不是成了康有为一人演讲的独角戏，就变成了大家吵吵嚷嚷，议而无决的“举座不欢”之局。而开会与“游宴”也分不太清，反而有酒有游的“会”倒开得好一点。开会时来看热闹的居多，虽有时“士夫云从”，但喧嚷异常，像是在逛庙会。最终不待顽固派参劾，会中已因意见参商而七零八落。而康有为由此得出教训竟是，“从来意见不合，是以害事”。
其实，作为一个团体，意见不合是应有之义，开会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讨论和协商达成共识，达不成一致也可以求同存异，或者通过最后的表决以形成多数意见。如果是一唱百诺，那么这个会也大可不必再开了。康有为大概是习惯了万木草堂那种众星拱月，亲善友好的气氛，碰到了京城一个个谁也不服谁的京官们，难免有点掉转不开。
不管怎么说，通过强学会等学会的实践，维新派还是积累了组织团体的经验，也有了开会的经验，及到1898年再开保国会的时候，准备就比较充分了。预先制定了一些章程和规矩，其中对于如何开会就制定了“保国会讲例”：
一、会中人数既多，谈话难合，外国开会，皆有演说，由众公举，通中外博古今之才，立题宣讲，以便激发而免游谈。
二、公推通博之才，由大众公举或投阄密举。
三、投阄者席前各置纸笔墨及一碗，听客书自己姓名，及所举之人，汇齐置中间一案，一人开阄，一人宣读。
四、公举宣讲之人，当拟出数题宣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