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戊戌变法 精彩片段：
第八章 西方政治的戊戌变奏曲
上书言事与民主议政
在历史上各个朝代中，清朝是个偏于保守的朝代，臣民上书言事是受到限制的。四品官以下，不许直接上书皇帝，一般中下级官吏如有上书，须由高级官员转奏。嘉庆继位后，下诏求直言，但身为翰林院编修的洪亮吉上万言书仍需由别人转奏。如果是布衣的话，想上书只能通过都察院，而都察院有权视其内容是否适宜，决定是否转递。由于有这么多关卡和刁难，实际上很少有平头百姓的上书能上达“圣听”，显然，清朝皇帝也不想直接看到来自布衣的“奏折”，就连官员们的单独上奏也是皇帝赋予的一种特权。皇帝主要是依靠监察系统的耳目来了解下面的情况，还利用官制设置上的相互牵制，相互告密，防止被人欺瞒。
也可以说，作为清朝的皇帝，他们绝不想与老百姓直接打交道，只指望牢牢地坐在宝塔顶端，隐在深官里永远保持帝王的神秘性，这也算是一种统治特色。
清朝统治是最彻底的肉食者谋，只有做到了高官，才有发言权。清朝继承明制，制度上的兴废不多，而且总体实行的是简政政策，地方上赋税征收手续简单，各种政策大都依旧例进行，所以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不仅不需要多少创造性，而且习惯于守旧因循，不喜多事。所以像龚自珍说的那样，“万马齐喑”虽然可哀，毕竟可以维持下去。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统治机器的腐朽，清朝统治是越来越缺乏活力，整个官僚体系暮气沉沉，因循玩忽竟然成为为官者必须遵循的原则。乾隆后期以来，统治已是千疮百孔，运转不灵，本来并不严重的白莲教起义，剿了几年，反而越剿事越多，八旗兵不中用，绿营兵也不中用，不得已只好招募乡勇，又要加以苛练，结果反而使乡勇变成了义军。嘉庆上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将白莲教起义平息下去，京畿之地又发生了林清起义，居然打到了皇宫，嘉庆在“罪己诏”中“笔随泪洒”地痛诉官吏因循玩忽之苦，但却不肯稍稍改一改“不开言路”的旧制。嘉庆死后，儿子道光虽说敢于执枪射落一爬皇宫宫墙的义军，但治国也不比老子高明多少，天下究竟怎么样，他也不甚了了，官员们欺下瞒上的功夫日见其长。鸦片泛滥到了官兵拿不动刀枪的程度，白银的外流已经造成银荒了，皇帝老儿才知道。梁启超说得很是真切：“故疾苦如山，积弊如海，九重万里，无由闻知，向来譬之如十七层浮屠，层层塞隔。”
进入晚清以后，由于地方督抚权力的膨胀，权力系统的适应性增强了，但下情不能上达，上下隔膜的宿疾却更加严重了。当十八岁“亲政”的光绪接手一部分日常政务时，由于他的年轻，也由于他实际上的无权，大臣对他的欺瞒和敷衍超过以往，他深深地体会到了不了解下情，受人愚弄和摆布的痛苦，二百多年制度的积淀，好像一下子都压在了他稚嫩的肩膀上。
当维新运动展开时，各种关于变法的建议中，光绪听了最有同感的建议有两类：一是关于废八股兴学校的；二是关于广开言路，鼓励臣民上书言事的。也正是这两条他坚持最力，下工夫也最大。
本来，光绪是意欲允许士民自由上书言事的，但为顽固派以祖制为由横阻，改为各京官、地方官由所属衙门代递，士民由都察院代递，代递的官吏失去了原来可以审查原件的权力，更无权借故扣压不递。代递者只起到承上启下的中介作用。
显然，这种“上书格局”的改变，原来那百余名拥有专折上书特权的人们心里并不痛快，最主要的是特权被打破了，这种沿袭二百多年的特权不仅仅意味着权力，更意味着荣耀。社会心理学证明，某种特权享受面越窄，拥有这种特权的人对特权就越是珍视，越难以放弃。其次，由于普遍地可以上书，就为官僚们原来轻易地欺下瞒上，上下其手制造了障碍，他们见不得人的事情就有较多地被曝光的危险。总之，过去他们一手遮天的局面眼看着就要保不住了（至少在当时他们的眼里是这样）。最后，下属（一些不起眼的芝麻官儿）大模大样地上书言事，而且他们还必须得照样上呈，这对他们的尊严无疑是一种挑战，等于是一次次让他们打自己的耳光。
所以，原来那些拥有特权的大僚们绝大多数几乎是本能地抵制光绪的三令五申，1898年8月2日光绪明降谕旨令各衙门官员条陈由各部堂代递，士民上书由都察院代递，强调各衙门“毋得扬牵忌讳，稍有阻格”。但是臣民上书的并不多，各衙门部堂借口刁难，原来习惯了服从的属员当然也不敢违拗。
但是，不怕邪的人总还是有的，就在8月2日这天，礼部主事王照上书，请光绪帝游历日本。主事只官阶七品，系典型的芝麻京官，但王照却系倾向变法而且十分勇敢的一位。他的建议，实际上是让光绪学彼得大帝的样子，出国开眼界，长见识。按道理，礼部部堂应该照转才是。可是，以礼部尚书许应骙、怀塔布为首的礼部六部堂居然借口条陈荒谬，不予代呈。他们说日本民风强悍，“今俄皇为太子时，至日曾被刺。乙未年李中堂至日本议和（指1 895年马关议和。笔者注）、又被枪击，是其明证。设皇上准行，万一乘舆有惊，谁执其咎云云”。原折“掷回”。但是王照并没有被吓退，他坚持说，上折“准与不准，出自圣裁，而既奉特诏，令臣工不避忌讳，剀切陈言，则奈何壅于上闻”。结果是六部堂勃然大怒，双方争执不下，王照索兴一不做二不休，具折参奏六部堂，再一次挑衅性地将参折交给六部堂代呈。显然，六部堂被推到了非常尴尬的境地，可是许、怀二人的老面皮一时还拉不下来，再次拒绝代递，王照马上宣称要通过都察院上奏，事到如此，六部堂没有办法，只好代递，但是还在代递的上奏里倒打王照一耙，说他“咆哮署堂，借端挟制”，并恶人先告状，说王照请皇上游历日本是想置皇上于险地，居心叵测，请严加惩治云云。
光绪此时正在为臣民上书不踊跃而感到烦恼，览奏不觉“龙颜大怒”，马上下令将怀塔布、许应骙等礼部六部堂交部议处，就是让刑部查一查他们该给个什么罪名。同时，为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光绪又下令此后各衙门如有下属上书，一律原封递上，不许拆看，“倘有阻格，即以违旨惩处”。
那些同病相怜的大员们，怎么肯忍心严惩怀塔布等人，9月4日，徐桐等人遵旨复奏，称怀塔布等礼部六堂官犯了应奏而不奏之罪（等于不承认光绪关于臣民上书事的改革），降三级调用，想来个蒙混过关。
当然，如果在平时，这种事的确也算不上什么重罪，但这个时候，因变法屡屡受阻而怒火中烧的光绪，正愁没有办法出气，心里也早憋着要拿几位抗命的大臣开刀以杀一儆百，怀塔布与许应骙自己撞上门来，岂肯轻易放过。见到徐桐之奏，马上亲笔下朱谕，不经过军机处直接将礼部六部堂尽行革职，同时嘉奖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