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 精彩片段：
第十八章 大军西去
四方面军为何西渡黄河——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围剿陕北根据地——中共中央开展统战工作——宁夏战役计划——四方面军强渡黄河——毛泽东命令阻击南线敌军——张国焘总部未能渡河——四方面军打算西进开辟新根据地——宁夏战役无法进行——山城堡战斗——朱德、张国焘到达保安与中央会合
一、四方面军会宁会师后，四方面军还没来得及休整补充，双方领导人也没见面，四方面军主力便匆匆向西北方向黄河岸边开进，伐木造船，准备渡河西进。
长征刚刚结束，按理说红军主力应当一致行动，巩固陕北根据地。为什么要急于分开呢？确实有些难以理解。过去的说法是：张国焘不愿意与中央会合，坚持其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擅自决定四方面军西进。彭德怀回忆：1936年10月23日，他与张国焘在打拉池会面。“徐（向前）、陈（昌浩）第三天还未见到。拂晓，我到张国焘处质问：徐陈为什么还未见到？张说：已令徐陈率四方面军之主力及一方面军之第五军团从兰州附近渡过黄河北岸，向武威（凉州）前进了。他下达这个命令，也正是他电告我时。我把毛主席1935年12月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起的作用，当时东北军、西北军同我们的统战关系同他谈，他完全不听。王宏坤之陈锡联、谢富治师和张国焘司令部，大概是由于西北马家军和王均军的阻拦，未来得及过河。”彭德怀愤怒地说：“如果没有张国焘这个反革命捣乱，使四方面军主力进到凉州这个死胡同里，后又被青海马步芳军全部歼灭，把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多人送掉，则一、二、四方面军还可保存六、七万人，红军是可能完全控制西北地区的。那么，我们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地位就要优越得多。东北军、西北军也就不致被蒋介石各个宰割，那样就会形成抗日联军控制大西北。”他认为西路军的渡河和最后失败，完全是张国焘个人的责任。
历史是否如此简单？我们查阅一下军事历史著作的说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条写道：“1936年10月25日，按照中共中央和军委的部署，红四方面军第30军渡过黄河。随后，第9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5军亦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5日，红军总部电令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目前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权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和《第四方面军战史》中有更具体详细的记载。这样看来，四方面军西渡的行动并非张国焘个人决定，是由当时的多种因素造成的。
如前所述，蒋介石为了“攘外必先安内”，决心乘红军立足未稳，调集重兵将红军围歼于陕甘宁的通渭、固原地区。三大红军主力会师时，国民党的合围也将形成。东北军将领张学良不愿打红军，又不能违抗命令，非常着急。他向毛泽东等通报消息，表示他将尽量拖延，并建议红四方面军迅速通过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会合，执行宁夏战役。10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将这些情况向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作了通报。
国民党大兵压境，毛泽东心情格外沉重。红军又面临生死关头，他派彭德怀指挥西征战役，能否占领宁夏，打通苏联，并无很大把握。拿现有的红军力量去和蒋介石硬拼，不是毛泽东的作风。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殚精竭虑。一是想方设法延迟国民党军的进攻，二是为红军考虑新的出路。
从1936年8月到12月“西安事变”前，毛泽东不停地写信给国民党各方大员和社会知名人士，做统一战线工作。8月13日毛泽东派张文彬去西北军，随身携带给杨虎城和总参议杜斌丞的信。给杨虎城的信中说：“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给杜斌丞的信中说：“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8月14日，毛泽东派张经武往华北联络宋哲元、傅作义，在致二人的信中赞扬他们的抗日行动，表示红军愿与他们建立联系，做他们的后援。同日，毛泽东还写信给南京的宋子文，托董健吾牧师向宋转达希望南京当局转变反共立场，恢复国共合作和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愿望。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向蒋介石伸出和解之手。明确表示“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
8月26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指出：“南京已开始有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要潘充当密使，去南京、上海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接触。9月8日潘汉年启程时，携带毛泽东致宋庆龄、章乃器、沈钧儒等民主人士的信件。在给宋庆龄的信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愿意建立统一战线的态度，并请她将潘介绍给孔祥熙、孙科等国民党要人，打通上层路线。
9月8日，毛泽东又写了三封信。一封致国民党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当时邵在报纸上发表剿共言论，毛泽东指责他“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御寇，何贤者所见不广也！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办法则不可。《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与先生分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另一封信给围困红军的国民党将领王均，说：“从井冈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我们致国民党书，为了共同抗日，实全国一致之要求，先生爱国健儿，对此谅有同感。朱玉阶（德）同志极愿与先生合作，如能与之互通声气，自己元气少消耗一分，则抗日力量多保存一分。”第三封信致国民党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劝他“抛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夫剿匪非特无期徒刑也，且是一种死刑。先生同意统一战线，则鄙人竭诚以迎。惟事宜急办，迁延则利在长驱而入之寇。尚祈致意蒋先生，立即决策，国事犹可为也。”
以上仅是毛泽东在这个时期所写的部分信件。从信中恳切急迫而又委婉谦恭的语言中，不难体会到他的良苦用心。总而言之就是三个字：打不得。后来毛泽东也承认，他干的是“买空卖空”的事。真与国民党军打起来，长征保存下来的红军是寡不敌众。如果陕北站不住脚，红军还能到哪里去？当时共产党和红军真是处在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希望能找到求和的机会，从逆境中渡过难关。
不仅毛泽东积极统战，中央其他领导人也纷纷行动。9月初周恩来致函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希望他们劝说蒋介石停止对红军的围剿，一致抗日，红军愿意随时谈判。他还致函胡宗南：“兄在黄埔为先进，亦为蒋先生所最信赖之人。果能力排浮议，立停内战，则颂之者将遍于国人。”
为了把统战声势造得更大，10月18日毛泽东致电二、四方面军领导人，要朱德、徐向前、贺龙利用旧日关系，做国民党将领的工作。电报说：“我党致国民党书已在全国各地及国民党军队中发生极大影响，得到国民党中及各阶层中广大同情。”“总观各方情况，目前时局正处在转变交点，我应不失时机，善于运用，争取国内和平，转向对日抗战。请照昨电意旨由朱总司令致书王均、毛炳文，向前同志致书胡宗南及其他黄埔生，贺龙同志致书何柱国各部及胡部，发展我们影响。书中一本诚恳相劝之意，不作任何自夸语，自能发生效力。一面严整壁垒，提高士气，立于不败之地。办理情形望复。”毛泽东还代徐向前起草了致胡宗南的信，信中说：“敝部已奉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军事委员会命令，对与贵军及其他国民党军队停止攻击，仅在贵军攻击时取自卫手段。一切问题均函商洽，总以和平方法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目的。”
煞费苦心的游说和努力，虽然得到国民党内部尤其是东北军、西北军将领的同情和赞许，但并未解除陕北苏区面临的军事威胁。因为蒋介石不会改变立场。蒋介石积十年之反共经验，深知共产党的厉害。尽管日军入侵，国难当头，他还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先消灭红军再去对付日本人。现在好不容易把红军困在陕北，他决不放弃这个机会。对此，毛泽东是铭记在心的。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渡过长江前，蒋介石向毛泽东求和。毛泽东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气概，断然拒绝。正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