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仁之乱·日本战国时代的开端 精彩片段：
第七章 应仁之乱后的室町幕府
孤立的将军
足利义尚自立
文明十七年（1485）四月，因为与将军会面的顺序，幕府的奉公众☾1☽与奉行人☾2☽产生了分歧。（《后法兴院记》）奉公众就是将军的亲卫队，是武官；而奉行人则全权负责文书行政，是文官。奉行人本来身份低微，但随着幕府机构的扩大，其重要性日益增加，于是也谋求提升自己的地位。两者的争执扩大，除了一人，奉行人全体罢工了。
五月十七日，在东山山庄隐居的足利义政对此深感忧虑，于是命令奉行人的首领布施英基隐居，布施英基表示拒绝。（《十轮院内府记》）布施英基、饭尾元连准备袭击奉公众，将宅邸改筑为要塞，修筑箭楼。（《亲长卿记》）将军足利义尚将其视为对自己的反抗，遂命令奉公众制伏布施英基。（《十轮院内府记》）二十三日，奉公众数百骑穿戴甲胄，拥向布施宅邸，但因细川政元调停，没能打得起来，细川政元让家臣放跑了布施英基。（《亲长卿记》《实隆公记》《十轮院内府记》）
当月二十五日，因为奉公众攻击布施英基宅邸，饭尾元连等四十余奉行人愤而出家，躲藏起来，幕府政务陷入停滞。（《亲长卿记》《实隆公记》《十轮院内府记》）也因为这件事情的缘故，六月十五日足利义政也出家了。（《大乘院寺社杂事记》）
八月十五日，三十三名奉行人响应足利义政的召回，还俗、复职。（《亲元日记》）看起来事情算告一段落了，但因为足利义政允许事件当事人布施英基复职，引发奉公众反抗。十二月二十六日，布施英基与其子善十郎赴东山山庄与足利义政会面，随后前往足利义尚的小川御所，在那里被奉公众暗杀，其理由是“东山殿（足利义政）或许会饶恕他的罪过，但室町殿（足利义尚）还没有饶恕他”。（《大乘院寺社杂事记》《亲长卿记》《实隆公记》《荫凉轩日录》）奉公众在殿中实施暴行，是受到足利义尚认可的吧。
这一事件直接体现了大乱后室町幕府的权力构造，此事历来被研究者重视。寻尊敏锐地评价道：“东山殿（足利义政）是奉行一方，室町殿（足利义尚）是近臣一方。”这一事件是足利义政、足利义尚父子对立，与奉行人、奉公众对立相结合的结果。
应仁之乱以前，维持着室町幕府的是兼任多国守护的在京大名们。（参见拙著《日本中世战争史》）镇压大和永享之乱与畠山义就讨伐战中，讨伐军的主力是大名的军队，因而说是大名联军并不过分。（参见第一章、第二章）
然而，应仁之乱结束后，大名们一个个回到领国。从斯波义敏、义宽父子对越前的统治被朝仓孝景取代的例子可以看出，守护将领国统治交给守护代，自己留在京都，已经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了。前面谈到赤松政则，他到了让重臣浦上则宗留在京都，自己回到领国的地步，发生了堪称“逆转”的现象。如此一来，文明十五年还在京都的大名仅剩下细川一族和一色义直了（畠山政长正与畠山义就交战中）。在大名们不在京都的状况下，幕府内奉公众和奉行人的存在感就相对提高了。
于是，奉公众与奉行人会争夺主导权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但在平时，作为行政官员的奉行人明显更有利。稍微有些被压制的奉公众会接近被足利义政压制的足利义尚，可以说是必然的。足利义尚想要亲自决断，但奉行人并不立即写成文书，而是“暗中请示东山御所（足利义政）的意见”，想取得足利义政的许可。（《松尾神社记录》）足利义尚因此十分不快。而且，足利义尚与文化人足利义政不同，是个爱好射犬、猎鹰，喜好武力之人，因此和奉公众更容易亲近。足利义尚与奉公众积压的不满，导致了布施英基暗杀事件。
事件之后，足利义政更加失去对政务的兴趣，他向周围人透露：“既然没有人听我的命令，我以后再不过问政事。”长享元年（1487）七月，相国寺万松轩的住持宗山等贵向足利义政上诉，希望认可其对若狭国向笠庄（今福井县三方上中郡若狭町向笠）的直辖管理（驱逐反抗的现任代官），足利义政却闭门不见，表示：“我现在已经不再过问诉讼之事。”（《荫凉轩日录》）这样，原本被足利义政和足利义尚一分为二的将军权力集中到足利义尚一人身上。
但足利义政并非一直贯彻他的初衷，此后也反复无常地过问过政治。比较典型的一件事是，足利义尚已许可奉公众佐竹光明担任相国寺领地美浓国西山口乡的代官，却因相国寺反对，足利义政宣布足利义尚的任命无效。（《荫凉轩日录》）足利义政要求足利义尚撤回他的裁决，却被足利义尚拒绝，于是足利义政独自裁定将西山口乡归还相国寺。实施这样的“调停”，足利义政会从寺院收到谢礼，因而可见他并不是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权力。
足利义尚就任将军后，足利义政依旧参与政务，原本的理由是辅佐年幼的足利义尚。但足利义尚成年后，足利义政虽几度宣告引退，却依旧干预其执政。对于渴望以唯一绝对将军的身份实施单独统治的足利义尚而言，父亲足利义政的存在如今已完全是个障碍了。
足利义尚亲征近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