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故事 精彩片段：
第五十八章 社会革命
可是，新的机器价格不菲，普通的百姓根本无力承担。于是，昔日独立作业的手工匠们，如今只好放弃曾经的小作坊，到那些拥有机器的工厂里工作。尽管他们赚了更多的钱，但是却付出了自由的代价。这种情形让他们闷闷不乐。
过去，独立的手工业者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们几乎可以制作当时世界上的所有东西。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小作坊里，自由自在，可以任意呵斥学徒，可以在行会规定的范围内随意经营业务。他们生活俭朴而勤恳，每天都要长时间地劳动，但所幸的是他们享有自由，可以任意地支配自己的时间。如果某天当他们醒来时，发现那天天气不错，非常适合钓鱼，那么他们就会选择去钓鱼，而不会遭到任何人的反对。
机器的出现，让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看得深入一点就会发现，机器虽然神奇，其实质还是工具，无非功用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每分钟奔驰一英里的火车，其实就是快速奔跑的腿；能够砸扁铁板的蒸汽锤，无非是力气大得出奇的拳头。
问题的关键是，一双好腿、一对有力的拳头，这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而火车、蒸汽锤或纺织机却没有这么容易了。它们价格不菲，通常只属于一些有钱人，普通人则被远远地排斥在外。甚至那些有钱人，他们有时也是合资才能购买机器，然后按照投资的比例分享利润。
机器逐步改进，当它投入到生产领域，可以用来谋取利润之时，机器的制造商便开始为它寻找买主，希望他们能用现金支付。
在中世纪初期，土地就象征着财富。所以，拥有土地的贵族被认为是有钱人。但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由于当时的社会流行物物交换，牛可以换马，鸡蛋可以换蜂蜜，所以贵族的手上并没有积累起大量的金银。十字军东征期间，城市自由民利用东西方贸易获取了大量财富，他们日益强大起来，逐渐成为与贵族和骑士相抗衡的强大力量。
贵族的财富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彻底清空，与此同时，中产阶级（即资产阶级）的财富却大大增加。大革命之后的社会依旧动荡不安，处处爆发起义，许多中产阶级人士趁火打劫，积累了大量的不义之财。国民公会没收了教会的地产，然后公开拍卖，由此而导致贪污贿赂的风气盛行一时。利用这个机会，土地投机商盗取了大量的珍贵土地。拿破仑战争期间，他们又将资本投入到粮食和军火上，做起了投机贸易。现在，他们已经拥有了相当数目的财富，远远超出了日常生活的需要。于是，他们用手头闲置的金银购置了机器，开办起工厂，雇用工人来为自己干活。
机器工厂的出现改变了数十万人的生活。在短短数年里，城市的人口迅猛增长。城市市民曾经生活的幸福家园，如今充斥着各种各样肮脏、丑陋的工人宿舍。工人们每天工作长达十一二个甚至十三个小时，然后回到宿舍稍微休息一会儿。汽笛一旦响起，他们就急忙奔回工厂。
城市的郊外和乡村地区的人们听说在城里能赚大钱，于是纷纷拥入城市。那些不幸的人们，早已习惯了乡村的田园生活。他们在那些通风不畅、布满烟尘的肮脏车间里，迅速地拖垮了自己原本健康的身体，结果在医院或贫民院里死去。
当然，从农村到工厂的转变也是一个剧痛的过程。既然一台机器能抵得上一百个工人，那肯定有九十九个工人被迫失业。失业工人对工厂充满仇恨，因此袭击工厂、烧毁机器的事情就经常会发生。可早在17世纪，保险公司就已经出现了，工厂主们的损失通常能得到赔偿。
旧机器被砸坏后，马上被代之以更新、更先进的机器，工厂四周也竖起了防暴的高墙，骚乱终于停止了。随着古老的行会的消失，工人们试图组织新式的正规工会为自己争取权利。但工厂主们凭借自己的财富，对各国的政要施加影响。他们借助立法机关，通过了禁止组织工会的法律，因为工会会妨碍工人们的“行动自由”。
这些通过禁止组织工会法律的国会议员绝对不是贪婪无知的昏官，他们都是大革命时代的子民。在那个人人谈论“自由”的时代里，人们甚至会因邻居不够“热爱自由”而将他杀死。既然“自由”是人类的最高美德，那就不应该由工会来决定工人该工作多少小时，该要求多少工资。工人们随时都应该“在市场上自由地出售自己的劳动力”，而雇主们也必须同样“自由地”经营他们的生意。由国家规范整个社会工业生产的“重商主义”时代正在结束。“自由”的新观念认为，国家应该完全站到一旁，让商业按自己的规律发展。
在18世纪的后五十年，欧洲人对知识与政治不再信任，并以与时俱进的新思想代替了古老的经济观念。法国革命的前几年，杜尔哥，即路易十六几个不成功的财政大臣之一，曾宣扬过“自由经济”的新理论。他生活的国家有太多繁文缛节，太多规章制度，以及太多官僚试图实行的太多法律。他深知其中的弊端。“取消政府监管，”他写道，“让人民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一切才会好转。”不久，他著名的“自由经济”理论就成为口号，吸引了当时的经济学家。
与此同时，英国人亚当·斯密正埋头创作的《国富论》，再次为“自由”和“贸易的天然权利”摇旗呐喊。三十年后，即拿破仑倒台之际，欧洲的反动势力齐集维也纳。于是，人们在政治关系上没能获得的自由，被强加到经济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