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保卫战·1937 精彩片段：
后记
“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曾经一代枭雄朱元璋“命刘基等卜地定作新宫”，最终选定这块“钟阜龙蟠”、“帝王之宅”的风水宝地。20万军民工匠曾填湖筑新城，营造起南北长5华里，东西宽4华里，壮丽巍峨，盛极一时的皇宫建筑。也还是在这里，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起兵南下，为夺取侄子建文帝的帝位，上演了一场叔侄争权相残的悲剧，四年鏖兵，最终使“都城陷落，宫中起火”，烧毁了奉天殿等宫殿，令建文帝下落不明。
而1947年2月6日的下午，在这座记载了太多兴亡荣辱的宫阙遗址之上，一场迟到的审判在万众期待之下，终于开始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列为乙级战犯的原日本陆军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从日本东京的巢鸭监狱引渡到中国，接受盟军总部远东军事法庭委托的江苏高等法院刑庭第一庭的审判。
在中国宪兵将战犯谷寿夫押入法庭之后，公诉人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宣读起诉书，以南京大屠杀主犯的罪名，起诉担任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的谷寿夫，于1937年12月13日，率部攻入南京，立即展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持续40多天。起诉书宣读了两个多小时，旁听者无不义愤填膺，为之切齿。
当审判长问被告对公诉书中所列举的犯罪事实有何申诉时，谷寿夫却故作镇静，为他的犯罪事实厚颜无耻地进行狡辩：“当日军攻克上海，南京处于战争状态之时，你们中国政府为什么不早作撤退准备，在双方交战炮火纷飞的情况下，有些非战斗人员不幸为流弹所中，这也是战争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本人对此感到抱歉。”
事实上在谷寿夫眼中他作为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起诉的确有些冤枉，毕竟在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之中，他并非攻占南京的最高长官。作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松井石根，在占领南京之前，曾下令占领南京后，“分区对城内进行扫荡”，有意纵容日军官兵实施各种极端的暴行，根本没有采取任何制止措施。不过此时这位他的老上级已经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列为甲级战犯，恐怕也难逃绞首之灾。
当然谷寿夫还可以将自己被指控的种种罪行推给上海派遣军司令朝香宫鸠彦，因为正是他在12月12日南京沦陷之后，发出一连串由朝香宫鸠彦本人签署的命令，上面还加盖着“机密”和“阅后销毁”的字样，其内容十分简单：“杀掉全部俘虏。”而在背后鼓动朝香宫鸠彦的则是在南京攻城中负伤的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和在杭州湾登陆中便叫嚣“草木都是敌人”的第10军司令柳川平助。
不过此时柳川平助和中岛今朝吾都已经在日本战败前后先于审判而病死家中，而朝香宫鸠彦则因为其日本皇室的特殊身份，而得到了美国军队的庇护，在这样的情况下谷寿夫便必须独自为所有罪行负责。面对着许多出席作证的被日军屠杀幸存者和被害家属的血泪控诉，他仍然恶狠狠地说：“你们在堂堂国际法庭上，不要带上民族感情来对我审讯，这是不符合法律原则的，是不公道的。”最后还强辩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是奉命来华作战，执行任务的，战争责任不在我谷寿夫身上。”
谷寿夫的狡辩除激起了人们满腔怒火之外，却也折射日本军队在制造“南京大屠杀”时的心理。实际上，世界战争史上大屠杀的情景曾多次出现，例如，迦太基城破的时候，城中25万人（一说60万人），除了五万名年轻女性被卖作奴隶以外，其余全部被杀。但是那是罗马帝国为了灭绝自己的对手而展开的最后一击，而当时指挥罗马军队的统帅小西庇阿也曾引用过《荷马史诗》的名句“我们神圣的特洛伊，普赖阿姆及其治下之民，亦有灭亡之日”来表达罗马最终也将难逃轮回的命运。
而在许多自诩为世界征服者的军事强权攻城略地之时，也曾将屠杀作为一种瓦解对方抵抗意志的手段。因此直到今天，仍会有许多日本人在为“南京大屠杀”寻找借口：有的说，这只不过是在效仿蒙元以屠刀征服中华；也有的说，俘虏太多，日本陆军兵站系统不健全而不得不屠杀部分战俘；更有甚者还说，是由于中国军队在淞沪、南京城下抵抗过于激烈，导致进城之后杀人泄愤。总之一言蔽之，日本军队没有责任，错误全在别人身上。
但其实种种借口本身便已经展现出了日本军队在南京展开血腥屠杀时的真实心态，那就是这一切的暴行都终究不会得到惩罚。南京城下，9万中国军队和12万日军的会战开始，无论装备、士气、补给，还是训练和指挥，双方都根本不在一个档次，战斗结果可想而知。
不是中国军队不抵抗，也不是德械师的官兵们不英勇，而是由于之前连续四个月的恶战让中国士兵拼尽了力气，拼到最后，却连首都都拼丢了。那么多袍泽战死沙场，还是一败再败。在南京城破之后，中国官兵就和拼命奔跑中脱水的人一样，陷入一种无力也无心再战任人宰割的状态，越是中央军系统的官兵表现得越明显。这就让日本士兵萌生了侥幸心理，即中国军队不堪一击，在战场上即使用再残暴的行为对待他们都不会得到惩罚，于是日军的暴行迅速扩散开来。
但是在南京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军民开始意识到，这场战争不但不可能在短期结束，而且将是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战：假若战败将不仅仅是割地赔款，而是真正的亡国灭种；傀儡的满洲国太遥远，血腥的南京却让中国腹地的人们真正感到了灭国的危险和痛苦。
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陷落以后，败退中的中国军队，重新恢复了战斗的意志，抵抗侵略和捍卫民族尊严的决心从低谷回升——那已经不是想在短期内战胜日军的意志，而是依靠中国人的坚韧，维护这个国家生存的意志。正是南京，让中国的抗日战略真正转向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实际上南京之后，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军队的装备，训练比淞沪战争时期都要有所下降。如果说淞沪战争时期，是一支准近代化军队和一支近代化军队在战斗，此后，就是一支近乎中世纪的军队依靠数量和牺牲抵抗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可是中国人最终顶下来了，没有像历史中的其他文明古国一样灭亡于更加现代化的敌手。
“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这是一个中国军人在抗战最为黑暗时期留下的遗书，很难想象在卢沟桥事变之前他曾代表自己所在的利益集团与日本军队打得火热，但是在南京之后，他和他的军队却选择了死战到底，直至最终战死沙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