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商道 精彩片段：
第八章 生财法则百变通——温州人的生财兵法
商道100 善打政治牌
商道精髓：据调查，91%的温商关心政治。道理很简单，经济政策是受政治影响的，只要政策活了，商业就活了，商人也就活了。
有的人对商业和政治关系的理解是：商人不能依靠任何政权，商人的活动应始终立足在一个“利”字上，做政治的永远的旁观者。这未免固执了。事实上，商业和政治可以达成成熟的互惠关系。政界人士从商和商界人士从政的情形逐渐多了起来，这意味着商人已经认识到了政治在商业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及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正因为如此，温州商人十分关心政治。有数据表明：66%的温州人关心政治，其中91%的商人关心政治。从性别角度来讲，男性为69%，女性为62%；从学历角度看，大专及以上学历为76%，高中及以下学历为59%。这样的结果或许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在外人的眼里，温商无非是一批聪明的生意人，似乎与天下大事沾不着边。其实温州人关心政治要从怕政治说起，正因为是温州商人在历史上受到过很多来自政治上的打击，所以他们才认识到充分了解政治，使自己“合理合法”的重要性——这当然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诚然，温州商人所关心的政治多是其外延，带有极强的功利和实用主义色彩，往往是从经济角度考虑政治。比如中东局势和巴以冲突，一直不是他们关心的对象，甚至也不足以作为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他们更热心的是国家领导人又有什么重要讲话，以及国家的相关经济决策，比如加入WTO和申奥，等等。
正因为温州人有关心政治、了解政治的传统，因此他们在自身的商业活动中，往往以政治为准绳。调查显示，60%的温州经营者因为某项国家政策的出台或政策提示而放弃或更有信心地做某项投资。不仅如此，有些特别机灵的温州人，在经营活动中还善于打政治品牌。温州商人坚信，没人的地方，水草最丰美，回报最丰厚。这个规律显然适用于开采政治矿藏。
温州人的成功尝试始于1977年。这一年，中国恢复高考，这是文化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标志性事件。
恰恰是在这样一个事件中，温州苍南县金乡一名姓许的中年汉子觉得这是一个挣钱的好机会，他的脑子里开始拨起了算盘珠子，勾勒出了一幅创富的蓝图。
老许脑子里的算式是这样开列的：首次高招人数不会太多，但按全国招收40万学生计算，就是一项大生意，大得足以办起一个厂。一人一枚校徽，全国就要40万个，在校的教职工也有十多万。白校徽、红校徽加起来就是50万个，一个卖上两毛五，就有12.5万元的进项。12万元，在那个年头，对于一个家庭，可以说是一个令人晕眩的数字。蓝图虽大，还要靠一步步落实，靠吃苦，但温商从来都是想得到做得到的，老许也是说干就干。于是他揣了点盘缠就出了门，到全国各地高校招生办公室索要简章，还用照相机拍了各校的校牌。不久，儿子也设计出了校徽图案，剩下的事便是向全国各大高校发出合作函。
虽然事情并不像老许想的那样简单，但他的收获也不少。据说当时杭州一所名牌高校的办公室主任正为几千枚新生的校徽发愁，恰巧就看到了来自温州金乡的信函，打开时看到的正是他求之不得的校徽设计图。设计美观，设计稿上的校牌字体也无误，价格更是便宜，他没有理由拒绝，于是欣然回函，确定了此事。
老许从新闻报纸中“嗅”出生意，这一招教会了苍南金乡不少的父老乡亲。成功的尝试极大地鼓舞了金乡后生们走出家门，开始了走南闯北的推销生涯。而今金乡的徽章业务开展到了美国陆海空三军，开展到了联合国。
时刻关注政治形势，这不仅是温州商人经商的一大特点，也是在中国从事商业的人必备的基本素质。缺乏这一素质，迟早会跌跤。关注政治形势的变化，学会察言观色，才能在中国商界立于不败之地。
罗忠福能敏锐地发现商业机会，在于他时刻关注大事，也留心小事。对于商业高手来说，生活中无所谓大事小事，关键在于找出每件事中所蕴含的商机的大小罢了。
发现机遇还必须有行动的勇气。这一点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尤其重要。勇气的产生来源于信心，而信心则是在大量了解时事政治、熟悉中国政治形势的过程中产生的。有了这两点素质，罗忠福的第一个10万元就必然会到手，只是时间早晚而已。罗忠福走在了时间前面——那时候的10万元相当于今天多少呢？
中国第一代亿万富豪的出现，与其说是一个经济奇迹，倒不如说是一个政策奇迹。自从国家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以来，逐步放开了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控制，从而出现了许多的自由空间。这就为具备良好的政策头脑的人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能够迅速地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