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商道 精彩片段：
第六章 和谐创新长远计——温州人商业战场生存之道
商道69 诚信是经商之本
商道精髓：在温商看来，诚信乃经商之本，难怪温商一个签名就能贷到几千万，凭的就是自己的诚信。
诚信是中国思想中的传统品德，是中国商人最崇尚的道德信条，也是他们得以发迹和发展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中，诚信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人们之间的社会行为从功能上说，以合作活动和交换活动为主。例如工厂、农村、机关、公司中，人们的工作都是以合作的方式进行，甚至在一个家庭中也少不了合作。交换与传递在合作中必不可少。最典型的是在商业领域，买卖、委托、招聘、雇佣等，几乎每一种合作或交换都涉及守信、守约。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体现了守信守约的多层次性。现代社会，除以法律的硬性规定来保障交换行为的可信外，一个人只有靠长时期的立诚守信行为才能建立起信誉，信誉本身是有价值的，它是一个人、一个企业的通行证、信用卡，处世讲求诚与信，这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在现代社会的座右铭。
但是，现在许多人似乎对充斥在周围的坑蒙拐骗已习以为常，有的人甚至对以骗为能的“能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有的人甚至认为“无商不奸”，于是，在生意场上屡屡出现坑蒙拐骗、赖账害人、欺生宰熟、制假贩假的卑劣行径。这种人自以为聪明，实际上是愚蠢至极，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既害人又害己。
市场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诚信经济，离开了诚信，市场经济根本就无法运行。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诚信已成为每个人立足社会不可或缺的“无形资本”，恪守信用乃是每个人应当具备的生存理念之一。一个人言而无信，说话不算数，人们怎敢与他打交道？温商在“诚信”方面，也经历了一个知耻后进的过程。
这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一北方女青年给未婚夫买了一双款式新颖的温州皮鞋，没料到在两天后的结婚筵席上，新郎的皮鞋却开了帮，仔细一瞧，里头塞的全是马粪纸。恼怒之下，小两口把破鞋用邮包寄给了温州市的市长，质问温州人拿这种劣质皮鞋坑人，当市长的红不红脸？
其实，市长也有口难言，在市场经济秩序混乱无序的当时，他经常收到类似邮包。由于缺乏有效约束，全市几千家皮鞋厂与十几万供销员中，生产销售这种早晨穿上、黄昏就破的“晨昏鞋”的不是少数人，你上哪儿管去？
著名的“柳市黑潮”和“火烧武陵门”事件，使温商的市场信誉降到了零点。前者是指柳市质量低劣的低压电器；后者是指在杭州武林门市场五千多双劣质温州皮鞋被付之一炬。这两件事情给温州带来的影响极大：不仅工厂被查、店面被封，产品被毁，合同作废，一时间，温商成了欺诈、奸商的代名词，温州货也成了假冒伪劣的代称。
市场经济初期信用缺失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使温商更早地明白诚信的商业精神的重要性，他们清楚了凭什么从市场中得到真正的回报和长远的财富。
在全行业蒙受耻辱之后，温州大多数企业老板充分意识到“质量佳企业兴，质量差企业亡”的事理。后来在温州政府的引导下，争创名牌，名牌兴业蔚然成风，品牌、质量、信用的意识不断增强。也正缘于此，1994～1995年，余进华在中央台做广告，率先打出了“温州制造”的牌子。
余进华的父亲余阿寿是个老鞋工，他亲眼目睹、亲身感受了中国鞋业的时代变化。12岁就开始做鞋的余阿寿，1973年凭着租赁鞋摊起家，为人处世厚道诚实，由于从事鞋业资格最老，在温州拥有很高的声誉，被人尊称为“皮鞋寿”。
“皮鞋寿”清楚地记得，当年他初凭鞋摊时温州皮鞋畅销，许多温州老板一哄而上都做起了皮鞋生意，就连一些从来不懂皮鞋生产工艺的人也操起了锤子剪刀。个别人带头，大家一哄而上，为了追求利润不惜以次充好，使得温州皮鞋质量急剧下降，声誉日毁，消费者对温州鞋无不深恶痛绝。一些本来信誉很好的鞋商也跟着背上了黑锅，奥康鞋业的王振滔是如此，吉尔达的余氏父子更是如此。当时对温州鞋的声讨之声四起，就连温州皮鞋真品当时销售情况最好的武汉商场，也不得不将温州皮鞋一股脑儿清除下柜。
当年温州鞋业的四面楚歌，令“皮鞋寿”痛定思痛。在温州市有关部门的联络下，余阿寿铁肩担道义，毅然筹建起鞋业协会，历任四届会长。其间，他与370多家鞋厂厂长联合发出倡议：确保温州皮鞋质量，不赚一分昧心钱，重拾市场信用。任职8年间，余阿寿半天时间在自家厂里上班，半天时间则开车到各个厂家、商场监督指导。经历了失信之痛的温州鞋业，终于依靠诚信重新赢回了市场。从失信到立信，温州人整整用了14年。
现在的温商已将诚信视为自己经商之本，立身之本。发生在安徽省桐城市一个老板桂小欢身上的事足以说明温商对诚信精神的崇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