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 精彩片段：
前言 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费正清《中国与美国》
我曾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只展柜前足足伫立了一个小时。在恒温的玻璃大柜里，温和、迷离的灯光之下，一个来自3000余年前的庞然大物如精灵般地默默地与我对视。它似乎不是物体，而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它的重量达875公斤，高133公分，横长110公分，宽78公分，即便在今日，也是一个巨型容器。它的家乡是河南安阳，诞生于遥远的商朝，是迄今出土的、体积最大的商代铜鼎，也是当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名叫司母戊大方鼎。
站在它的面前，作为一个企业史的研究者，我实在有太多的问题想要请教：那个把你铸造出来的总工程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在那个古远的年代，他组织了一支怎样的制造团队来完成这个任务？他通过怎样的管理章程，以保证你的质量和制造的效率？
大鼎不会说话。离开博物馆后，我查阅了很多论文、书籍，终于发现，我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些问题的人，甚至有些专家已经给出了部分的答案，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者们在《商周考古》一书中便如此描述司母戊鼎的铸造流程：
它的铸造者首先是一位化学家，对铜与锡的调剂比例应十分娴熟，大方鼎的铜比例为84.77％，锡为11.64％，是一个非常恰当的合金配比；其次，他应该是一位工业美术设计师，能够勾画出精美绝伦的铜鼎图案；再次，他必须是一位风力机械工程师，铸造大方鼎的铜要到1200度才能溶化，所以必须有某种鼓风助燃的设备；第四，他还一定是冶炼家，大方鼎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连续灌注才能成功，当时使用的炼埚是熔铜量为12.7公斤的“将军盔”，以它八百多公斤的重量，需80个以上的“将军盔”同时进行溶化，这需要高超的冶炼技巧。第五，他肯定是一位优秀的管理学家，如果一个炼埚配备3到4个人，则共需250人左右同时作业，从场地上看，一个炼埚占地起码20平方米，因此其工作场地至少是2000平方米的大平台。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要铸造司母戊大方鼎，必须组建一个300到400人左右的工匠团队，进行科学的工种分配，协同操作，掌握好火候、精炼程度、铜液灌注时间，以保证质量。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技术密集型的制造工厂，司母戊鼎是工业化的馨生儿。那个领导了数百人的工匠团队的“总工程师”，如果我把他看成是爱迪生或亨利·福特式的企业家，大概没有人会激烈的反对。
所有这一切，均已不可确考，它们只是后人站在那只大鼎前，震撼与惊叹之余的一丝遐想。
而当我们以这只3000多年前的司母戊鼎为出发点，前去探寻漫长的中国企业史的时候，你常常会被失落、惭愧和羞耻所缠绕。因为，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没有跨过这只沉默的大鼎。
在世界工商文明史上，中国无疑是最早慧的国家之一。
中国人是一个善于经商――而且是特别善于、并乐于经商的民族。在远古时期，人们就追求世俗生活，乐于此道，并以“商”为国号，此后历代，都有工商繁荣的记录。早在汉代，哲学家王符就说自己所处的时代，从事工商业者十倍于农民，商业流通之盛达到“牛马车舆，填塞道路”的程度。明清以降，“儒贾合流”，连知识精英也不再耻于言商。晚清的龚自珍记录说，“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村必有贾，三十家之城必有商。”因此，说中国人“轻商”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误会。
从经济要素上分析，中国有发展工商经济的无数优越条件。这里有最早、也是维持时间最长的统一市场，与欧洲中世纪之前的封闭分割、自给自足式的地方领主经济全然不同。也正因此，中国早在唐宋时期，就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长安、、洛阳及临安都是人口过百万的超级大城市――在同时期的欧洲，人口最多的城市不过十万人。中国有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科技水平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这里还发生了最早的农业生物革命，宋代水稻和明代棉花的普及造成了人口的大爆炸。中国是第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庞大的内需市场为工商生产和流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环境。中国还在工商制度创新上拥有很多“世界记录”，元代出现了世界上的第一张纸币，宋代出现了第一批合股公司和职业经理人阶层，清初则出现了粮食期货贸易。此外，中国还有非常健全的乡村自治体系，有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数最为众多的商帮集团。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是工商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早在十世纪的宋代，GDP总量就占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一，到明代，中国仍然保持着经济规模第一的地位，拥有最高的粮食产量，棉纺织业的生产规模是英国的6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