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集 第四卷_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

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

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

一

今天讲一讲敌我形势、统一战线、英美苏关系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敌我形势。关于国际形势，苏联的日丹诺夫、莫洛托夫[2]等已经说过了，比我们说得更全面。我现在着重讲一下国内形势。国内形势现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区域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被孤立起来，广大人民群众站到了我们方面。孤立蒋介石的问题，过去在长时期内没有得到解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比较孤立。进入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军事方面，蒋介石已经转入防御，我们转入进攻。以前，我们把转到外线作战称为反攻，不完全妥当，以后都要叫进攻[3]。在经济方面，蒋介石的情况到今年已经很严重了。我们现在也困难，特别是山东、陕北两处，但我们的困难可以解决。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们搞了土地改革，而蒋介石没有搞；另外我们的主力打出去以后，又减轻了解放区的负担。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已经走上了轨道。土地法大纲[4]的公布是一件大事。以前中间派曾劝我们发公债购买地主的土地，现在我们搞平分土地，他们也赞成了。土地会议[5]以前特别是以后，各解放区的土改和整党都普遍动起来了。晋冀鲁豫和东北在这方面工作做得最好，东北在短期内建立了很大的军队，主要是得力于土地改革。山东和西北的土地问题最严重。晋绥地区工作的方向是正确的，虽然可能有一些缺点和错误。贺龙、习仲勋[6]主持的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有必要。近来《晋绥日报》、《战斗报》和《边区群众报》[7]都办得很吸引人看了，这就是工作方向正确的一个表现。

从现在起到明年一年内，国内形势还会有很大的变化，有利于我们的变化。中国革命已经进入高潮，将来还会更加高涨。以前我们曾希望在革命高潮中有城市暴动来配合，现在看来这是很难了，只能有像巴黎解放和北伐军占领上海[8]那样的里应外合。城市群众运动在蒋介石发布“总动员令”[9]后并没有低落，学生中的地主、富农子弟在土地改革以后并不是造我们的反，而是造蒋介石的反，现在三青团[10]完全灰溜溜了。在战争期间，革命高潮主要表现为军事的胜利，这不但中国如此，外国也是如此。战争仍是长期的，蒋介石和美国帝国主义这样强大的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美国直接出兵帮蒋介石打内战的可能性很小，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美国人只是怕苏联也出兵，否则对我们来个不宣而战他们是不在乎的。战争的时间还要准备四五年，也可能还要长一些。战争需要不断地进行，不让蒋介石得到休息、整训和补充的时间，但这一点不能说死，也可能有一年半年的间断，例如蒋介石下台，推出别人出面讲和，那时的和战问题就要根据大城市和南方的群众觉悟程度来决定。所以我们要争取战争不间断地进行下去，现在就要着手做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的工作。不靠外援(不是不要外援)，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是完全可以办到的。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正确的政策，依靠群众，来争取战争的胜利。

第二个问题，统一战线。我们的原则是孤立敌人而不是孤立自己。北伐战争时期，我们党本来是不孤立的，后来因陈独秀[11]右倾而孤立了，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农民，脱离了军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机会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左”，先是表现在城市工作方面，不但把自己孤立了，而且到后来在城市简直立也立不住了，只好退到农村。到了农村，他们又有军事斗争方面的“左”和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方面的“左”。他们把赤白对立绝对化；对中小资产阶级实行过左政策，片面强调工人利益而把工商业很快搞垮了；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损伤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当然，我们党在农村中还是有群众的，不能说是在农民中完全孤立。总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实行“左”的政策的结果，我们没能孤立蒋介石，而是孤立了自己。抗战时期我们孤立了蒋介石(如果在抗战胜利以后再孤立他就来不及了)，我们对他采取的是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坚决同蒋介石的反人民政策作斗争，这是反右，但如果只斗争而不同他合作，不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而改为减租减息，不实行“三三制”[12]等政策，群众就不能理解我们。党在抗战时期实行这些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过去我们吸收一些开明绅士参加政府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将来占领西安、太原、上海等地以后也还是需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所规定的对蒋方人员的不同政策[13]也是完全必要的。我们既要反右，又要反“左”，以便划清界限，避免造成自己的孤立和失败。现在反右，第一是反对对敌人估计过高，不敢到国民党区域去作战，害怕美国。美国在中国搞得这样久，现在可以摸清楚它了，其实它并不可怕。刘邓等三路大军出兵国民党区域[14]，一个月就解决了棉衣问题，这证明到国民党区域去作战也不可怕。第二是反对对中间派的认识模糊不清，对他们的动摇性估计不足。对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右翼分子，在政治上的打击同经济上的消灭是两件事，不能混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者曾混淆了这两点。现在，我们在对待中间派的问题上是既须反右又须反“左”。第三，在土改、整党工作中反对右的倾向，是反对一些干部对消灭封建阶级、驱除党内坏分子的斗争立场动摇，软弱无力。当然也要反对“左”的倾向，内战时期更容易犯“左”的错误。消灭封建阶级的斗争，同对美蒋的斗争一样，要求我们在全局问题上要大胆，在具体斗争上要谨慎。然而我们有些同志却相反，重视抽象之敌，小视具体之敌。在土地问题上反“左”主要是反对对中农的冒险政策，哪怕只发生一户中农被错当作地主来整，我们也必须十分注意纠正。在农村中按户数计算，地主、富农只占百分之八左右，中农、贫农、雇农合占百分之九十，这个阵线不能混乱，许多同志对此没有确定的观念。对地主、富农也要有些区别，《土地法大纲》已有规定，农民也会加以区别。对他们，在消灭封建剥削和平分土地问题上是没有区别的，但在处置财产问题上有区别(个别恶霸除外)。土地分配不能搞绝对平均。由于当地地主、富农太少就要同中农扯平，这也是不对的。对同中农有关系的事一定要征求中农的同意。在土地问题上一定要把中农问题处理好，在城市问题上一定要把中小资产阶级问题处理好。一定不要重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片面强调工人利益是错误的。在工厂劳资双方可以共同订生产计划，在商店可以共同订营业计划。劳资两利，公私两利，这就不“左”不右。对学生和知识分子，在政策上也不要犯“左”的错误，延安审干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在国民党区域，民主同盟等团体的反蒋斗争，对我们是有很大作用的，冯玉祥在美国反蒋[15]，对我们也是有利的。“其他爱国分子”，是指开明绅士，例如地主阶级中的李鼎铭、刘少白[16]等人，他们同我们共过患难，在丝毫不妨碍土地改革的条件下，对这些人分别情形加以照顾是必要的，个别人物还可以留在我们高级政府内。现在，建立联合政府的口号还是要提，但“三三制”就不必提了。关于杀不杀反动分子的问题，不可不杀，不可多杀，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反“左”反右。一个不杀，群众不赞成；不可多杀，也是从群众着想，不是从少数人着想。只要是不积极破坏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的人都可以不杀，把他们当作劳动力保留下来。对于外国人，像华莱士[17]之类的，我们还是需要的，中央十月二十七日的指示在这一点上要作修改[18]。华莱士主张反对战争、联合苏联，同美国大资产阶级的联系很少，主要代表中小资产阶级，而且依靠工人。关于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同被领导者的关系问题，共产党要实现领导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要率领被领导者坚决同敌人作斗争，第二要给被领导者以物质福利和政治教育。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现在要公开讲，不公开讲容易模糊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坏处多于好处。

第三个问题，英、美同苏联的关系[19]。有两种提法，一种是他们之间或者妥协或者破裂，一种是在若干问题(包括某些重大问题)上早一点妥协或者迟一点妥协。我看正确的应该是第二种提法，而不是第一种提法。世界上的反动派是要搞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的危险是充分存在着，但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谓妥协当然不是在一切问题上的妥协，这是不可能的。美、苏迟早要妥协。将来，美国还要和苏联大做生意，这就需要进行妥协。这种妥协是民主的妥协，而不是机会主义的妥协。苏联是个大国，它的妥协可能会对中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人民的斗争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绝不是大国之间妥协了，其他各国人民也都要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的方针应当是按照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

二

这是一次很令人高兴的会议，和洛川会议[20]相似，都是在时局开展中召开的。日本投降对于我们是个喜事，同时又有了新的担心。因为日本人走了，又来了一个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我们同蒋介石的力量对比问题直到今年中央发出“二一”指示[21]时还没有解决，还准备退出延安，并且后来确实退出了，直到现在这个问题才解决了。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这不但领导者看得出，而且人民群众都能看出来。在北伐时期，革命斗争曾有短期开展的局面，随后国民党的压迫就来了。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都是受压迫的，生存的地方很小，党内纠纷很多。长征以后情况更困难。我在日本投降以后一段时间内没有写过文章，是因为兢兢业业，对形势只能作估计而不能作结论。现在国际国内形势都很明朗了，人民解放战争正在不断取得胜利，蒋介石被孤立了，土改、整党等工作都走上了轨道。在这次会议上，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区域的负责同志讲话讲得很好，很令人满意，说明他们政治上已经成熟了。晋西北的路线，贺龙同志、李井泉[22]同志、习仲勋同志是正确的，晋绥告农民书[23]总的是正确的。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作了很大的努力，由防御转入进攻，完成了重大的任务，因此我们这次开会比今年七月在小河开会时就有了很大的不同。这次会议通过了一篇文章[24]，这篇文章在今后打倒蒋介石时期是起纲领作用的。反对美帝国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打倒封建主义，这三个目标是立得正确的；团结中农，团结中小资产阶级，以共同反对这三大敌人，这个方针也是正确的。这篇文章看起来似乎没讲什么新的问题，其中所说革命战争的转折点，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实；追述同蒋介石斗争的历史，这更不是新的；十大军事原则，也不是新的，仅仅把它概括出来是新的；土地问题，在土地会议上已经解决了，其中中农问题也是早已解决了的，这次只是特别强调一下；中小资产阶级问题，也是早已解决了的，但在今天有特别意义。因为反对右的偏向问题在土地会议、晋西北会议、义合镇会议[25]上已经解决了，我们这次会议要解决的新的问题，是在中农、中小资产阶级和党外人士问题上新出现的“左”的偏向。中农问题之所以再提出来，是因为晋西北在划分成分时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出现了强调不团结中农的偏向。中小资产阶级问题，也是出现了偏向:我们有些同志在经济工作中对团结中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发生了怀疑、动摇。义合镇会议好比一河水，这河水十个浪头有八个是好的，但是没有解决好中农和中小资产阶级问题，发生了偏向，那末这两个浪头就是不好的。当“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反对这个潮流，如同在抗日时期反对投降倾向的潮流一样。关于党外人士问题，过去中央没有解决，今天解决了。地主作为整个阶级来说是要消灭的，但作为个人还要分别情况不同对待。在土改中，对地主阶级中赞成土地法的，或过去和我们合作过的上层人士，可以采取或分而不斗的办法，除个别人物犯了死罪的要出布告枪毙外，对一般的人采取上述办法比较恰当。

关于打人问题，共产党在原则上主张废止肉刑，这个原则曾经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反封建的口号，无产阶级应该接受这份遗产。一九二九年，我在为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中，就已提出废止肉刑[26]，但以后还发生过使用肉刑的现象。到了延安，还是没有完全废止肉刑，这表示共产党没有本领，只能依靠封建的办法。现在必须重申，共产党绝不要提倡打人，绝不要组织打人，这是一条原则。

今年晋绥地区财政困难，陕甘宁边区出现灾荒，都是严重的问题，必须用大力解决，我相信这两个区域的同志是可以解决的。

关于宪法，近期内不会颁布，过早颁布也是不利的，但目前应该着手研究。关于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现在暂不考虑，要等到蒋介石更困难，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的时候，至少在平绥路打通以后再考虑这个问题。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