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线的列车上 精彩片段：
戴橘色套袖的人
是的，他当然属于“环卫工人”中的一员，但他又肯定的没有北京户口，肯定的不属于工薪阶层。肯定的，在北京并没有家。在其他城市想必也没有家。分明的，他是一个中年农民。他从哪儿来呢？他在农村的那个家，生活状况如何呢？显然是很贫穷的。可究竟会贫穷到什么程度呢？他在北京栖身于一处什么样的地方呢？他的工作能使他每月挣多少钱呢？这些，在他活着的时候，都是我所不知道的。我是隔着我家北屋的窗子“认识”他的。那窗对着元大都古城垣的墟址。十几米宽的小街，每日上午七点至九点是早市，公休日延至十点半。自从有了早市，古城垣那道风景便受着严重的“白色污染”了，肮脏的塑料袋儿触目皆是。一入冬季，挂满光秃秃的树枝，仿佛挂着一片片肮脏的棉团。而自从有了他，那个戴橘色套袖的人，风景才又是风景了。
我第一次隔窗望见他时，他正一动不动地蜷缩在土岗的凹处。那一天很冷，北风在小街上空呼啸。摆摊儿的小贩不多，逛早市的人也不多。两种人都穿得很厚，他却穿得挺单薄，蜷缩在那儿，怀搂着塞垃圾的麻袋，像搂着一个孩子，袖着双手。
妻说：“外边太冷了。昨晚天气预报今天零下八九度呢！我不出去买早点了，把米饭热成粥，对付吃点儿算了。”见我没话，又说：“一早晨你站在窗前发的什么呆呀？”我将妻招到身旁，指着说：“你看，那人是不是已经冻死了啊？”
忽然又一阵风啸过，几只肮脏的塑料袋儿被旋上了天空。那看去似乎已经冻死了的人活了，站了起来，仰起头望那几只在空中飘飞的塑料袋儿。风一停，塑料袋儿一落地，他便追逐了过去。他用一根一米多长的，一端尖锐的竹竿，一一插住那些肮脏的塑料袋儿，捋进麻袋里去。有几只塑料袋儿挂在很高的树枝上，他就举着竹竿，蹦起来钩。那样也没能钩下来，但他并不离去，仰望着在树下想主意，仿佛是一头企图吃到嫩叶的瘦羊。后来他登上了土岗，凭借着士岗的高度飞身一跃，凌空之际同时举着手中的竹竿。他钩下了一只塑料袋儿，自己重重地摔在地上。他连摔了几次，挂在树上的塑料袋儿全钩下来了……
我望着，心想，这人太认真了啊！进而又想，也许他只有靠他这股认真劲儿，才能较长久地保住他这份儿“职业”吧？
他很敬业地做完他该做的事儿，就又蜷缩到那凹处去了……
以后，我在写作时驻笔凝思时，常不禁地隔窗望他。有时他蜷缩在那凹处晒太阳，有时不在那儿。不在时，肯定是满公园转着清除污染去了……
有一天我隔窗见他用一柄小铲子铲那凹处，直至将那凹处铲出椅背和椅座的形状……
有一天我见他捡了个纸板箱，拆开来，垫他的“椅座”，挡他的“椅背”。他坐下去试了试，似乎觉得很舒服，很满意……
有一天更冷，我见他在他的“专座”前燃了一小堆火，蹲在那儿取暖。火熄了，又在炭热中拨拨拉拉地烤红薯和鸡蛋。红薯和鸡蛋都是他捡的。小贩们常将烂了一半儿的红薯或破了壳卖不出去的鸡蛋挑出来扔到土岗上，我望见他捡过……
有一天我见几个小伙子在土岗上溜达。他们在他的“专座”那儿站住，议论些什么，接着便一齐往他的“专座”上撒尿。他们嘻嘻哈哈地离去后，他走来了。我见他伫立在他的“专座”前发呆。片刻，他捡起那些纸板，折了几折，塞进了麻袋。
那一天他铲毁他经常晒太阳的“专座”……
第二天我见在那儿的一棵大树的树干上，钉了一块纸板。纸板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醒目的粉笔字——“比处‘今只’大小便！”总共七个字中错了三个字，招惹得一些逛早市的人指指点点地笑……
那一天他在我隔窗所望的视域内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