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稗类 精彩片段：
附录 离奇与松散
——从武侠衍出的中国小说叙事传统
1966年4月22日，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教授陈世骧先生在日本京都人文科学部研究所任教期间，由于买不到《天龙八部》的上市小本，特别致书作者金庸，请寄一套，而有所谓“求经求到佛家自己也”之语。这封信日后附录于《天龙八部》（台北远流典藏版）书后，可以视之为“大学教授读金庸武侠”之说的一件最早的文献。从这封（以及与之一并附录、写于1970年11月20日的第二封）信中的遣辞看来，陈氏和金庸并非时相过从的密友，陈之于金，倒像是一个浸润既久、景慕亦深的读者之于一个旷世无匹的作家；乃有将其在中研院集刊发表之文寄赠之举，却出之于以下之言：“本披砂析发之学院文章，惟念□兄才如海，无书不读，或亦将不细遗。此文雕钻之作，宜以覆瓮堆尘，聊以见兄之一读者，尚会读书耳。”
无论出之于缅怀知音或借誉上庠，金庸披露的这些私人信函不意却在一位比较文学学者的揄扬和赞赏之外，留下了一个值得推敲覆案的课题。在京都旅次的那封信里，陈氏如此写道：
书（按：指《天龙八部》）中的人物情节，可谓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要写到尽致，非把常人常情都写成离奇不可；书中的世界是朗朗世界，到处藏着魍魉和鬼蜮，随时予以惊奇的揭发与讽刺，要供出这样一个可怜芸芸众生的世界，如何能不教结构松散？这样的人物情节和世界，背后笼罩着佛法的无边大超脱，时而透露出来。而在每逢动人处，我们会感到希腊悲剧理论中所谓恐怖与怜悯，再说句更陈腐的话，所谓“离奇与松散”，大概可叫做“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罢。
这段话之所以提到“离奇与松散”，实由于平素和陈氏往还聚谈的“青年朋友诸生”之中，间或有认为《天龙八部》“稍松散”而“人物个性及情节太离奇”这样的意见，陈氏信中所写的一段正是对这些读后感式的意见的答复，也是对金庸作品的捍卫。是以在将近四年七个月之后的第二封信里，陈氏复以王国维所谓“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之语，称道金庸“至其终属离奇而不失本真之感，则可与现代诗甚至造型美术之佳者互证”，甚至这样睥睨慨欢：“弟尝以为其精英之出，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关世运。所不同者今世犹只见此一人而已。”
一个“文类黑洞”的形成
在陈氏言下，“今世犹只见此一人而已”显然是极大的恭维，至少吾人无从考证陈氏是否像读金庸之作那样细读过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顾明道的《荒江女侠》，白羽的《十二金钱镖》，王度庐的《卧虎藏龙》与《铁骑银瓶》和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等作。但是，这番恭维却“不幸”而预言了20世纪末金庸诸作在华文通俗小说阅读世界里所造成的强大挤压效应。此际何只陈氏（及其信中所提及的杨莲生（联陞）、陈省身、夏济安等三数学者）而已？“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国际研讨会于1998年春在科罗拉多大学闭幕，半年后的台北文坛复推出“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推波助澜，务期使金作、金学得一正典出身，与夫一再经由电影、电视、漫画等其他媒介改编而扩大的原著市场比合而观，金庸的作品非但可称为武侠小说这一文类的集大成者，其书写活动亦且被誉为“在审美内涵上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单维现象（只有‘国家、社会、历史’之维），增添了超验世界（神奇世界）和内自然世界（人性）的维度”（刘再复语），以及“在他手中形成了一种成熟的独特的白话文，我们甚至不妨称之为‘金氏白话文’”（李陀语）。金庸显然成了他本人未必愿意明白恭维的武林盟主、一个文化现象的核心。关于这一文化现象的种种讨论——无论是文本内在的爬梳衍义，抑或作品外缘的附会参详，无一不是在增加金作、金学的挤压效应，使成“舍金庸而无武，非金庸而何侠？”的“文类黑洞”之势，席卷八荒，包罗万象，从而也才会有“可以断言：不会有超出金庸的武侠小说，因为金庸已成功地完成了武侠小说的现代化实验，其结果是武侠小说的解体”（见杨春时《侠的现代阐释与武侠小说的终结》）这样匆促而悲壮的结论。不过，在黑洞尚未形成之初，那个如彗芒星闪般乍现即逝的小小质疑尚悬而未解——陈世骧先生在私函中拈出旋即又以“掉了两句文学批评的书袋”之言解嘲放过的课题是否应再探究竟？“离奇与松散”难道果真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如何产生的？它的产生若非只能在金庸名下始得彰显，则是否自有渊源？质言云：倘若“离奇的内容”可以和“松散的形式”共生而形成一个美学典范，且非“松散的形式”不足以表现“离奇的内容”，非“离奇的内容”不足以寄托“松散的形式”？那么，这个共生关系的根柢又从何而来？这个话题使我们可以离金庸此一黑洞稍远，略见之前中国武侠小说所延展衍生的一种叙事传统。盖金庸亦尝于答复评者及其某些作品“结构不好”时曾经如此说道：“我写小说，结构是一个弱点，好像Thomas Hardy的The Return of the Native（《还乡》）、Charles Dickens的A Tale of Two Cities（《双城记》）那样精彩的结构。又如莫泊桑的一些小说结构的匀称浑成，是我绝对及不上的。现在我只好老了脸皮说：结构松懈，是中国小说的传统。”（见《明报月刊》1998年月号，金庸《小说创作的几点思考》）如果不以此言为金庸个人老下脸皮自辩之辞而已，或者说“结构松散”的确有可能是中国小说的一个特色或通病；那么，它是否与陈氏所谓的离奇相呼应，相表里？设若俗见所认为的松散的确又是一个小说结构上的毛病，则基于什么样的观点能指之为病？
并无半个闲字
前揭陈氏的第一封信所谓“‘离奇与松散’，大概可以叫做‘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罢”当然不是一句严格的评语；但是，其中颇有值得“披砂析发”仔细寻绎的道理。
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为一美学标准的这种意见，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亚里斯多德在他的《诗学》第八章中便提道：“戏剧情节的各个部分必须用这样一种方式连接在一起，以致任何一部分如果挪动或置换，就会使整部作品松动脱节。要是某一部分可有可无，并不引起显著的差异，就绝不是整体中的有机部分。”
这个“有机论”的理性哲学背景促使抱持此论的批评家们相信：“统一”（unity）这一概念和性质应用在艺术作品上的时候得以检验、过滤或筛选出多余的、不适当的、不符合整体需要的部分。换言之：为了吻合统一性，作品的各个元素必须彼此巩固、支持——如果以建筑物作为一部作品的类喻，则不能彼此巩固、支持的元素便失去统一性而使结构松散。
从这个建筑物的类喻出发，中国古典说部章回体的作品恐怕绝少合格者。毋怪乎胡适会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这样指斥：“至于布局一方面，除了几首实在好的诗之外，几乎没有一篇东西当得‘布局’两个字！——所以我说，从文学方法一方面看去，中国的文学实在不够给我们作模范。”这是1918年间胡适的意见。七年之后，他写《海上花列传·序》，仍隐然秉持着这一套看法，认为《海上花列传》的结构“实在远胜于《儒林外史》”；从而，胡适特别从一本名为“海上奇书”的杂志上抄录下来《海上花列传》作者韩子云自己的小说主张。韩氏身为小说家，他自豪地表示：《海上花列传》的笔法虽然“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但是“唯穿插藏闪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
无论“从来说部所未有”是不是韩子云自矜夸诞之辞，重要的是他那穿插藏闪之法的例言中，有着看来似乎吻合统一性、有机论和建筑物类喻的美学考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竟接连起十余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随手叙来，并无一事完全，却并无一丝挂漏，阅之觉其背面无文字处尚有许多文字，虽未明明叙出，而可以意会得之；此穿插之法也。劈空而来，使阅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及他事叙毕，再叙明其缘故，而其缘故仍未尽明；直至全体尽露，乃知前文所叙并无半个闲字：此藏闪之法也。